传了两年「已经离婚」,法院调出婚姻登记档案还了清白——从唐嫣罗晋离婚谣言被判侵权案,看造谣他人离婚出轨要承担什么法律责任、「只是转发」为什么不免责、被造谣了该怎么维权
一、一场传了两年的「离婚」叙事,最终输给了一份婚姻登记档案
据多家媒体报道,自2024年底起,网络上持续流传演员唐嫣与罗晋「婚变」的消息。传闻的「素材」零散而具体:罗晋的父亲确诊重病后,身为独子的罗晋推掉外地工作长期留京陪护;唐嫣则带着女儿定居上海,一边拍戏一边照顾孩子。两地分居式的生活安排,被逐条拼接成「分居实锤」——账号IP常年一地一地、夫妻互动减少、早年联名的商业主体陆续注销。到2025年11月,相关话题冲上热搜高位,各种版本的「知情人士爆料」密集出现:有说两人「已签离婚协议只等官宣」的,有说一方「婚内出轨」的,有说双方「正在争夺抚养权」的,网络上甚至流传出伪造的离婚证图片。更有商家把唐嫣的肖像P在针织商品图片上,配上「女星抢抚养权痛哭」的文字用于直播带货。
面对传闻,双方工作室曾于2025年11月发布联合声明否认,舆论反应却趋于分裂:一部分人采信声明,另一部分人坚持「越否认越有问题」。此后婚变叙事仍不断加码,甚至有人对公公告别仪式的现场照片动手脚,刻意裁去随行家属画面后配上「身边无人」的文案。
2026年3月,唐嫣工作室发布公告,称已对侵权内容逐条公证(据报道累计两百多条),并就二十多个长期发布婚变内容的网络账号及相关商家提起诉讼,明确表示不接受调解、不和解。2026年6月,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法院调取了婚姻登记部门的原始档案,确认截至判决之日,两人之间不存在任何离婚登记记录;网传的「长期分居」「秘密离婚」「婚内出轨」「争夺抚养权」等内容没有事实依据,属于为博取流量而恶意捏造的信息。法院判令相关被告限期删除全部侵权内容、在社交平台公开赔礼道歉,情节严重者还须在《人民法院报》刊登道歉声明,并按各自情节赔偿损失。据报道,有被告以「只是转发、听别人说的」为由提出抗辩,未获法院支持;借P图带货的商家同样败诉。其后有被告提起上诉,也未能改变结果。
2026年10月,罗晋在公开活动中主动谈及「我太太」,以日常细节回应了传闻。至此,这场持续近两年的「离婚」叙事,在一份婚姻登记档案面前收场。这批案件在娱乐层面并不新鲜,但从法律角度看,它把「造谣他人离婚」这类行为完整地送上了司法审查的台面:编造婚姻状态为什么构成名誉侵权、转发为什么不能免责、普通人遇到同样的事该怎么办,都值得认真拆解。
二、造谣「已经离婚」「婚内出轨」为什么构成名誉侵权
《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四条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名誉是他人对民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的社会评价。诽谤的核心在于捏造并散布虚假事实。判断一段言论是否构成诽谤,先要区分事实陈述与意见表达:评价一位演员的演技、讨论一部作品的得失,属于意见表达,允许各持己见;断言他人「婚姻已经终结」「婚内出轨」「正在争抚养权」,则是就私人生活作出的可真可假的陈述——这类内容在法律上属于事实陈述,一经发布,发布者就要对真实性负责。
「出轨」「离婚」类内容对个人社会评价的贬损,在婚姻家事语境中尤其严重。《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一条将重婚、与他人同居等情形列为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定事由,第一千零八十七条要求离婚分割财产时照顾无过错方权益,司法实践中,过错还是抚养权归属、遗产分配考量中的负面因素。换言之,法律秩序本身赋予「婚姻过错方」一系列不利后果,造谣者正是借用这套真实存在的负面评价机制,把受害人强行放进「过错方」的位置——受害人在舆论上被围观的同时,还被推定成婚姻中应受谴责的一方。这解释了为什么婚姻类谣言的贬损效果远超一般八卦,也说明这类谣言绝非「无伤大雅的玩笑」。
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配同样值得注意。名誉权纠纷的受害人需要证明侵权内容的存在及其指向性,但对于内容真实性的举证,司法实践普遍由发布一方承担。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2018)沪01民终7220号判决中认定,媒体仅采访事件一方、未及全面了解情况即作出「潜规则」的严重失实判断,存在过错;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在(2022)粤0112民初27065号判决中明确,平台经营者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转载传播内容的真实性,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发布者拿不出证据,无论细节编造得如何具体,在法庭上都站不住。
三、离婚在法律上「藏不住」:婚姻登记档案的证明力
本案判决最具示范意义的环节,是法院直接调取了婚姻登记档案。这背后是婚姻家事领域一项基础规则:离婚只有两条法定路径,每一条都会留下官方记录。
协议离婚层面,《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六条规定,夫妻双方自愿离婚的,应当签订书面离婚协议并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登记;第一千零七十八条规定,婚姻登记机关查明双方确属自愿离婚并符合条件的,予以登记,发给离婚证。诉讼离婚层面,第一千零七十九条规定,经人民法院判决准予离婚或调解离婚的,判决书、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婚姻关系即行解除。两条路径之外,不存在第三种「私下离婚」的合法方式。婚姻登记档案由民政部门依照档案管理规定长期保存,当事人本人可以依法申请查阅,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等为办案需要也可以依程序调取。
所以「秘密离婚」在法律上是一个不成立的概念,明星的婚姻同样如此:结婚要登记,离婚同样要登记或者由法院出具文书,一切有据可查。这正是本案查明事实的路径——与其在层层叠叠的网络传言中纠缠,直接调取民政部门原始档案即可一锤定音。对受害人而言,这个细节提示了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对抗思路:当谣言指向的是可证伪的事实(婚姻登记、房产登记、工商登记、裁判文书),司法有充足的官方记录可以还原真相;对造谣者而言,档案的存在意味着故事编得越具体,被戳穿得越彻底。
四、「我只是转发」为什么不免责:转载者的注意义务
本案中「只是转发、听别人说的」的抗辩未能获得法院支持,这与现行司法解释的规则一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4〕11号)第十条规定,认定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转载网络信息行为的过错及其程度,应当综合以下因素:转载主体所承担的与其性质、影响范围相适应的注意义务;所转载信息侵害他人人身权益的明显程度;对所转载信息是否作出实质性修改,是否添加或者修改文章标题导致其与内容严重不符以及误导公众的可能性。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21)陕01民终4360号判决中,对「转发免责」给出过直接回应。该案被告转发多篇贬损某高校举办者名誉的文章,其中一篇标题为《我是周延波的小三,今天我祝他生日快乐》,并附加贬损性评论。被告辩称自己并非原作者、部分转发内容来自人民法院裁判文书、已尽到与身份相适应的注意义务。法院审理认定:转发内容大部分并非裁判文书认定的事实,转发行为带有贬损他人社会评价的意图,相关微博阅读量最高达数十万次,转发与评论行为共同构成名誉侵权,判令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二万五千元。
注意义务的边界同样需要说明。成都市一家基层法院在(2021)川7101民初130号案件中认定,某数码博主转发来源正当、注明出处的第三方网站视频,未作实质性修改,视频内容也无凭其专业知识可以识别的明显不实之处,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不构成侵权。两组案例放在一起,规则已经清晰:转发本身不当然侵权,免责的前提是来源可靠、未作加工、内容无明显可疑;一旦对转发内容添油加醋、修改标题、配上「知情人士透露」式的演绎,或者账号粉丝众多、以发布此类内容为业,注意义务就相应提高。以编造明星婚变为流量生意的营销号,显然落在后一端。「听别人说的」在法律上从来没有转移责任的功能——原作者另有其人,扩大传播、加工误导的责任仍由转发者自担。
五、公众人物就要容忍编排吗:容忍义务的真实边界
名誉权诉讼中,「公众人物容忍义务」是出现频率最高的抗辩。这项抗辩确有依据。济南市一家基层法院在(2024)鲁0191民初5407号判决中认定,拥有较多粉丝、主动进入公众视野参与公共议题讨论的博主属于公众人物,对舆论监督及他人评论负有更高程度的容忍义务;他人微博中对其的嘲讽性言论未捏造事实、转发评论量仅为个位数,原告也未能证明社会评价实际降低,不构成侵权。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2019)京01民终10954号判决中亦认定,建立在客观公开信息之上、来源真实的质疑性评论,不构成诽谤。
但容忍义务的对象是批评、监督和基于事实的负面评价,容忍不了凭空编造的「事实」。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在(2018)京03民终2665号判决(朱圣祎与王思聪名誉权纠纷案)中的说理具有代表性:公众人物对公众的批评与监督确有更高容忍义务,但与当事人直接冲突的相对人,在描述自身亲历事件时更应当真实、客观,并考虑陈述所引发的社会后果。落到婚姻谣言场景,乌鲁木齐市一家基层法院2026年4月的一份判决几乎是同一情形:一名粉丝长期在微博发布某男演员「与女经纪人同居」「为他人购置房产」等内容,辩称属于基于公开信息的「推测性修辞」、对方作为公众人物应负更高容忍义务;法院认定其在缺乏客观事实依据的情况下,持续发布指向他人私生活与品格的负面言论,超出合理评论边界,判令在涉案微博置顶道歉、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一万五千元,账号实名认证人因未尽管理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湖南省一家基层法院2026年11月的判决则把边界表述得更直白:无事实依据的人身贬损,不在公众人物容忍范围之内。
《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五条为新闻报道、舆论监督设置了免责空间,但免责条件恰恰排除了本案这类行为:捏造、歪曲事实的,对他人提供的严重失实内容未尽到合理核实义务的,使用侮辱性言辞贬损他人名誉的,均不能免责。明星的婚姻状况既不属于公共事务,编造出来的「离婚协议」「争抚养权」更与舆论监督无关。容忍义务保护的是对公共议题的监督与批评,并不保护编排他人私生活的自由。
六、假离婚证与P图带货:肖像权与名誉权的双重侵权
本案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有商家将唐嫣的肖像P在针织商品图片上,配以「女星抢抚养权痛哭」的文案销售商品,同样败诉。这类行为构成对肖像权与名誉权的双重侵害。《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九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以营利为目的在商品、广告中使用他人肖像,属于最典型的侵权样态,明星肖像不因本人具有公共知名度而进入可以随意取用的范围。
司法先例对「蹭明星流量带货」的态度一贯严格。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在(2016)京0105民初29275号判决中认定,某美容医院在微信公众号使用艺人杨颖的多幅照片,标注「整容前后对比」字样推销整形服务,同时侵害肖像权与名誉权——使用行为具有明显营利目的,且「整容楷模」式的表述对其公众形象造成影响、致其社会评价降低,判令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回到本案,P图配「抢抚养权痛哭」的文案,在未经同意商业使用肖像之外,又叠加了虚构其卷入抚养权争夺、情绪失控的贬损性情节,双重侵权的认定几乎没有悬念。对商家而言,他人的婚姻话题再热,也不能成为取用他人肖像与名誉的授权;对平台而言,这类图文属于应当主动处置的违法信息。
七、从拘留、罚款到刑事追责:造谣者要付出的三重代价
造谣他人离婚、出轨,法律设置了三道依次加重的责任阶梯。第一道是治安处罚。《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依据公安机关的裁量基准,多次诽谤他人、诽谤多人、因诽谤受过处罚后再犯、造成较大社会影响等情形即属「情节较重」。报警处置还有一个附带价值:公安机关的警情通报本身就是一份官方辟谣文书,对抑制谣言扩散有直接作用。
第二道是民事责任,这也是本案当事人选择的路径。受害人可以请求停止侵害、删除内容、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并主张精神损害赔偿。依据《民法典》第九百九十五条,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的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谣言挂了两年,删除与道歉的请求照样成立。依据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侵害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依据法释〔2014〕11号第十二条,被侵权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包括对侵权行为进行调查、取证的公证费用以及合理的律师费用——可以计入财产损失获得赔偿。本案两百多条内容的公证费用,正属于可以主张的维权开支。
第三道是刑事责任。《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诽谤罪原则上「告诉的才处理」,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把「情节严重」量化为清晰红线: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五千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五百次以上,即告达标;造成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精神失常、自残、自杀等严重后果的,同样达标。考虑到网络诽谤的取证难度,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三款同时规定,被害人向人民法院告诉而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协助。
这条道路真实可行。2020年7月,杭州谷女士在小区快递驿站取快递时被偷拍,郎某、何某二人编造她「出轨快递小哥」的聊天记录并配以伪造视频、图片,在微信群陆续扩散,谣言蔓延至成员总数达两万余人的上百个微信群,谷女士因此被公司劝退、求职屡屡被拒。她于2020年10月提起刑事自诉;检察机关认为该案诽谤对象的选择具有随机性、造成不特定公众恐慌、严重扰乱网络社会公共秩序,经检察建议推动公安机关立案,案件由自诉转为公诉。2021年4月30日,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以诽谤罪分别判处郎某、何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该案后被作为典型案例发布,为所有被造谣「出轨」的普通人提供了参照:民事赔偿之外,刑事追责的红线真实存在,且并不遥远。
八、被造谣离婚、出轨,普通人可以走好这四步
明星有工作室批量公证、批量起诉,普通人同样可以借鉴这套流程,只是更需要注意成本与次序。第一步,固定证据。第一时间对侵权内容进行公证保全,或者使用可信时间戳等方式固定:账号昵称、账号UID、发布时间、内容全文、评论转发数据一并保全;自己的婚姻状况证据(结婚证、户口簿,必要时调取婚姻登记档案)也提前备好。公证费用在后续诉讼中可以主张由侵权人承担。
第二步,通知平台。《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条规定,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权利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通知应当包括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以及权利人的真实身份信息。这里有实务细节值得借鉴:在徐亮诉百度公司名誉权纠纷一案中,权利人主张百度百科词条不实,但其律师函始终没有指出具体的侵权信息位置,法院认定其通知不构成有效通知,平台据此免责。通知写得越具体,平台越没有推托空间;平台接到合格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扩大部分与侵权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第三步,报警。治安拘留与罚款作用于造谣源头,警情通报能够同步完成官方辟谣。第四步,起诉或自诉。民事诉讼可依前述规则主张删除、道歉、消除影响与赔偿;若点击、转发数据达到刑事标准,可以提起诽谤罪自诉,取证困难时依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三款请求人民法院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协助;情节特别恶劣、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还可以推动案件转入公诉程序。
反过来看,围观者也值得自省。明星婚姻自带关注度,每一次转发都在扩大谣言的传播半径。转发前不妨过一遍司法标准里的三个问题:信源是否可靠?有没有对内容进行加工?自己的账号有多大影响?把这三个问题想过一遍,多数「帮忙转一下」都会失去吸引力。另一个提醒是给普通人的:近来网络上流行晒离婚证庆祝「新生」,发布前请务必对证件上的身份证号码、户籍信息作遮挡处理——依法维护名誉的同时,也要看护好自己的隐私。
结语
婚姻状态可以被围观、被讨论,但不能被编造。离婚只有登记与诉讼两条法定通道,档案与裁判文书都在,凭空捏造的「婚变」经不起一次调档。这批判决的意义,不止于还当事人一份清白——它示范了婚姻类谣言的完整司法解法:档案定事实,公证固定证据,平台删除内容,法院判令道歉与赔偿,情节严重者还有刑事红线在后面等着。对婚姻家事领域的当事人与从业者而言,这些案件还提示了一类常被忽视的思路:名誉权纠纷中,婚姻登记档案与裁判文书是成本最低、效力最高的事实武器。无论明星还是普通人,法律为被造谣者准备的工具,始终比造谣者手中的想象更可靠。
作者:刘亚娟律师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