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理疗致残生活难自理,丈夫两次起诉离婚为何都被法院驳回?——从河南项城案看夫妻扶养义务、判决不准离婚的边界与分居满一年再诉应当判离的全规则
一、案件回顾:一次理疗之后,婚姻走到了法庭
据津云新闻等多家媒体2026年11月报道,河南项城的李女士在生育之后长期腰部疼痛。经同事介绍,丈夫张某带她到一家开在居民小区内的「小诊所」做正骨理疗。理疗过程中因操作不当,李女士骨盆、髋关节、踝关节多处扭伤,此后又陆续出现骨髓水肿、跟腱损伤、下肢肿胀变形等问题,至今行走困难,生活难以自理,也无法正常工作。
李女士称,受伤之后,丈夫担心请假耽误上班,多次提出离婚,在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仍拒绝支付治疗费用;其公婆甚至表示,花钱给她做手术,不如重新娶一个媳妇。张某的说法则完全不同:去小诊所理疗经过了李女士同意,是同事推荐、同事在那里看好过病;事发后他多次带妻子到正规医院就诊;妻子半夜常常喊疼,影响他休息,他白天要上班、下班还要照顾年幼的孩子,长期身心俱疲,且妻子并未达到生活不能自理的程度,因此坚持要求离婚。
2025年、2026年,张某先后两次向法院起诉离婚,两次均被驳回。他表示,年底还会继续起诉。李女士则称,判决之后丈夫仍不支付费用,自己的生活难以维持。
项城市人民法院的裁判理由可以概括为三点:双方婚前感情基础较好,婚后育有一子;被告现患病需要治疗,更需要家人的关爱和陪护;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夫妻感情已彻底破裂。据此,法院判决不准予离婚。
判决公开后引发大量讨论。有人认为法院判得对,妻子因生育落下病痛、又因理疗加重伤情,丈夫此时急于抽身,于情于理都难以成立;也有人认为照顾病人、上班养家的双重压力同样真实,应当尊重男方的选择;还有更多网友关心的是另外两个问题:法院不准离婚,靠什么保障患病一方得到治疗和生活费?如果丈夫坚持要离,这段婚姻是不是永远离不成?
这三个问题分别对应婚姻家事法律中三组不同的规则:判决离婚的标准、夫妻扶养义务、以及判决不准离婚后的再诉规则。把它们放在一起讲清楚,比单纯站队更有意义。
二、法院为什么不准离婚:离婚诉讼只审查感情是否确已破裂
很多人把本案理解为「妻子生病,所以法院不准离婚」。从法律上讲,这个理解并不准确。《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果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的,应当准予离婚。也就是说,法院是否判离的唯一实质标准,是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患病、残疾、生活困难,本身既不构成判离的法定理由,也不构成不准离婚的法定理由。
具体到本案,法院认定感情尚未破裂,依据的是综合判断:双方系自由恋爱结婚,婚前感情基础较好;婚后育有一子,存在共同的抚养责任;女方因伤行动不便,处于需要治疗和陪护的阶段;男方主张双方已分居二年以上,但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分居事实,更没有证明分居的原因是感情不和。这些因素叠加,法院认为双方感情尚未达到确已破裂的程度,两次均判决不准离婚。
这里有一个技术细节值得注意。《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九条第三款第四项规定,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的,调解无效的应当准予离婚。适用这一项有两个前提:一是客观上分居满二年,二是分居的原因是感情不和。本案判决书认定的只是双方因生活琐事发生矛盾,并没有认定分居事实。起诉方主张法定离婚情形,就需要拿出与该情形相对应的证据;仅有单方陈述,难以达到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还需要澄清一个常见误解:法院不会因为一方「有错」就不准其离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六十三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符合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应当准予离婚情形的,不应当因当事人有过错而判决不准离婚。离婚自由是婚姻自由的组成部分,法院审查的对象始终是感情是否破裂,而非当事人道德上孰优孰劣。同样,患病也不必然构成离婚障碍,后文会讲到司法实践中被诉一方患病、法院仍然判决离婚的真实案例。
三、夫妻之间有相互扶助的义务:写进民法典的法定义务
本案判决书引用的核心依据,法律出处是《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九条:夫妻有相互扶养的义务。需要扶养的一方,在另一方不履行扶养义务时,有要求其给付扶养费的权利。这是法定义务,不取决于双方感情好坏,也不因一方主观上是否愿意而免除。
扶养义务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经济上的供养,即基本生活费用和必要医疗费用的分担;二是生活上的照料,包括患病时的陪护、送医和护理。需要强调的是,扶养义务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始终存在,即使双方因感情不和长期分开居住,扶养义务也不因此免除。
司法实践如何裁判婚内扶养费
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26年审理的一起扶养纠纷中,夫妻双方自2022年起因感情不和分居,此后女方被确诊急性心肌梗死、恶性肿瘤等严重疾病,多次住院接受手术和化疗,医疗费五万余元,本人无业且无经济来源;男方年逾六旬,仅靠工地小工收入生活。二审法院明确指出,夫妻扶养义务基于婚姻关系本身而存在,分居不构成免除扶养义务的理由,最终维持一审判决,由男方承担50%的医疗费并按月支付500元扶养费(〔2026〕皖18民终1257号)。
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年审理的一起案件中,妻子婚后确诊宫颈恶性肿瘤,住院治疗花费四万余元,本人无固定收入来源;一审法院判决丈夫支付医疗费41068元并每月支付扶养费1000元,二审维持原判(〔2021〕豫07民终1668号)。辽宁省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年的一起案件中,妻子确诊乳腺恶性肿瘤,法院综合考虑其实际需要、丈夫的经济状况和当地生活水平,判令丈夫按每月800元的标准支付扶养费(〔2021〕辽09民终1068号)。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一起保护妇女权益典型案例中,再婚后分开居住的妻子年迈无工作、无收入来源,法院判令每月有稳定退休工资的丈夫将其工资的30%支付给妻子作为扶养费,二审维持原判。
起诉离婚这个行为本身,不影响扶养义务的履行。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2年的一起案件中,丈夫曾起诉离婚被驳回,妻子患抑郁症、焦虑障碍并长期治疗,无固定收入;法院认为,即使一方在婚姻中存在过错,也不影响其要求对方履行扶养义务,判令丈夫承担相应的生活费和医疗费(〔2022〕京02民终7093号)。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年的案件中,男方在女方流产后休养期间起诉离婚被驳回,法院仍判令其向无稳定收入的女方支付扶养费(〔2023〕辽13民终1388号)。这两起案件说明,扶养费请求权与离婚诉讼彼此独立,一方起诉离婚并不意味着其扶养义务进入暂停状态。
扶养义务的边界:哪些情形法院不支持扶养费
当然,扶养义务有明确的适用条件。司法实践支持的婚内扶养费,通常需要满足三个要件:请求方确因患病、年老、残疾等原因丧失或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缺乏稳定生活来源;其能够支配的夫妻共同财产不足以维持基本生活和治疗需要;对方具备相应的负担能力。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4年的一起案件中,双方长期分居、经济各自独立,患病一方有退休收入且分居期间取款二十余万元用于生活看病,法院认定其不属于民法典规定的需要扶养的情形,对其扶养费请求不予支持(〔2024〕京02民终9841号)。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26年的一起案件中,一方虽患病,但双方尚有夫妻共同财产足以维持基本生活,二审据此纠正一审,改判另一方无须支付扶养费(〔2026〕吉24民终485号)。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26年的案件则从另一个侧面划出边界:患病一方离家多年、未履行抚养子女等家庭义务,而另一方独自抚养子女且经济困难,法院综合权利义务对等原则,认定其医疗费扶养请求不能成立(〔2026〕鄂08民终127号)。
回到项城案。李女士因伤行走困难、无法正常工作,如果她本人没有稳定收入来源,家庭存款不足以支撑后续治疗,她完全可以依据第一千零五十九条单独提起扶养费纠纷之诉,要求丈夫分担已发生的医疗费并按月支付扶养费。这项请求不需要以法院判离为前提,也不需要等待离婚诉讼的结局。
四、判决不准离婚,挡不住第三次起诉:分居满一年再诉应当判离
很多人以为法院两次不准离婚,这段婚姻就被锁死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九条第五款规定: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又分居满一年,一方再次提起离婚诉讼的,应当准予离婚。条文中的「应当」二字属于强制性规定,只要条件成就,法院没有拒绝的裁量空间。
这一条款是2021年民法典施行时新增的规定,立法目的在于给第一次判决设置一个缓冲期,同时避免出现多次起诉、多次不准离的循环。司法实践已经积累了大量适用该条款的案例。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2024年的一起案件中,一方在首次被判不准离婚后与对方分居已满一年,再次起诉离婚,二审法院明确其符合第一千零七十九条第五款,应当准予离婚,仅因子女抚养和财产分割问题调解未果,依法发回重审一并处理(〔2024〕鄂96民终216号)。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年的案件中,当事人2017年、2020年两次起诉离婚均被驳回,此后持续分居,法院认定其符合法定情形,准予离婚(〔2021〕辽06民终2304号)。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年的案件中,一审法院未查明分居事实即判决不准离婚,二审予以纠正: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持续分居超过一年,一方再次起诉的,应当准予离婚(〔2021〕晋02民终1285号)。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患病这一情节并不构成适用该条款的障碍。四川省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年的一起案件中,被诉一方患有二型糖尿病和脑梗,但双方在首次判决不准离婚后分居超过一年,起诉一方坚决离婚、拒绝沟通,感情确无和好可能,二审法院仍然改判准予离婚(〔2021〕川17民终171号)。从规则层面看,一方患病可以对第一次诉讼的结果产生影响,但从长远看,它无法阻止一段已经破裂的婚姻走向解除。
当然,分居满一年需要证据证明。湖北省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年的一起案件中,主张分居满一年的一方仅提交了一份没有本人签名的房屋租赁合同复印件,且合同所载地址与对方的送达地址相同,法院认定其未能证明双方实际分开居住满一年,对其离婚请求不予支持(〔2021〕鄂02民终2324号)。对起诉方而言,独立居住的租赁合同及备案记录、水电燃气缴费凭证、社区居住证明、双方关于分开居住的沟通记录,都是证明分居的常见证据;同时还要能够说明分居的原因是感情不和,而非治病、陪读、外出务工等客观原因。
程序上还有一层限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四条,判决不准离婚的案件,没有新情况、新理由,原告在六个月内又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因此本案中男方所说的年底继续起诉,如果距离上次判决生效不足六个月,法院不会受理;即便提起上诉,在原审已认定感情尚未破裂、又无新证据的情况下,二审改判的可能性也相当有限。对男方而言,法律给出的路径非常明确:判决生效后与对方持续分居满一年,保存好分居证据,再次起诉,法院应当判离。
由此可见,本案两份不准离婚的判决,给这段婚姻设置的是一段程序上的缓冲期,并非对婚姻关系的永久维持。对女方而言,这个缓冲期的法律意义在于:在此期间,她的扶养费请求、医疗费分担请求都可以依法主张;一年之后如果婚姻最终解除,她还可以主张离婚经济帮助。缓冲期的价值,取决于她是否及时行使这些权利。
五、不离婚,钱从哪里来:婚内扶养费、先予执行与婚内分割共同财产
判决不准离婚解决的是婚姻关系存续与否的问题,它本身不会让一分钱到达患病一方手中。治疗费和生活费的来路,要依靠另外几项制度。
第一,婚内扶养费之诉。《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九条赋予需要扶养的一方独立的扶养费请求权,扶养费纠纷是独立的民事案由,不依附于离婚诉讼。司法实践中,追索扶养费、医疗费用等案件,还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关于先予执行的规定,申请法院裁定义务人先行给付,缓解治疗的紧迫需要。
第二,婚内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负有法定扶养义务的人患重大疾病需要医治,另一方不同意支付相关医疗费用的,夫妻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分割共同财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三十八条同时明确,除该条规定的情形外,婚内请求分割共同财产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也就是说,如果丈夫确实拒绝支付医疗费用,李女士可以依据这一条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请求分割共同财产,用属于自己份额的财产支付治疗费。对家庭财产由一方掌控、另一方治病拿不到钱的家庭,这是最直接的救济渠道。
第三,如果婚姻最终解除,还有离婚经济帮助制度。《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条规定,离婚时,如果一方生活困难,有负担能力的另一方应当给予适当帮助;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生活困难的典型情形包括离婚后没有住处、因疾病丧失劳动能力且没有收入来源等。即便法院最终判决离婚,患病一方仍然可以据此主张适当帮助,离婚自由与经济帮助并行不悖。
第四,如果一方对患病配偶的行为进一步构成遗弃,还涉及离婚损害赔偿。《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一条规定,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需要注意程序规则:根据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八十七条,在判决不准离婚的案件中提出损害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不起诉离婚而单独依据该条提起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换言之,损害赔偿请求应当在最终一次离婚诉讼中一并提出。
六、从民事义务到刑事责任:遗弃的法律红线
项城案中,男方目前的行为主要是拒绝支付医疗费、坚持起诉离婚。舆论中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词是遗弃。从法律上看,遗弃的法律后果是分层次的。
在民事层面,遗弃家庭成员是《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九条第三款第二项列举的法定离婚情形之一(实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遗弃家庭成员),一旦认定,调解无效的应当准予离婚;同时构成第一千零九十一条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定事由,无过错方可以请求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
在行政层面,2026年1月1日起施行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三条明确规定,遗弃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被扶养人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警告;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在刑事层面,《刑法》第二百六十一条规定了遗弃罪: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患病、丧失独立生活能力的配偶,正属于该条保护的对象。遗弃罪的成立以情节恶劣为要件,司法实践中通常表现为屡经教育仍拒绝扶养、致使被害人生活陷入严重困境、造成严重后果等情形。需要说明的是,本案双方仍处于诉讼程序之内,男方起诉离婚、未支付部分费用的行为,与刑事意义上的遗弃之间尚有相当距离,网络上直接给出的遗弃罪判断目前缺乏事实和法律基础;但这条红线客观存在,对长期拒不扶养、致使患病配偶陷入生存困境的行为,法律保留了刑事评价的空间。
另外,如果法院已经判决一方支付扶养费,义务人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可能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24年施行的关于办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拒不执行支付扶养费等判决、裁定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从重处罚。
七、不能忽略的另一条线:无资质理疗致伤的赔偿与追责
回看整个事件,李女士的伤病来源于那次小诊所理疗,这部分责任在舆论讨论中被明显低估。从法律性质上讲,正骨属于诊疗行为,对操作者的执业资质和场所的执业许可均有要求。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的,卫生行政部门有权责令停止执业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和药品、器械,并处罚款;操作者未取得医师资格从事医疗活动的,还面临相应的行政处罚。
在民事层面,患者因诊疗行为受到损害的,可以依据《民法典》医疗损害责任的相关规定请求赔偿;医疗机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可以直接推定其有过错,患者的举证负担显著降低。赔偿范围包括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营养费、交通费,构成伤残的还包括残疾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构成《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规定的非法行医罪。
本案的特殊障碍在于诊所已经搬离、下落不明,但搬离并不等于责任消灭。支付记录可以锁定收款主体,市场监管部门保存着市场主体的登记信息,介绍就诊的证人、同小区的其他就诊者都可以提供线索,起诉后还可以申请法院调查令调取相关信息。需要提醒的是,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为三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损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拖延越久,证据灭失的风险越大。对李女士而言,把损害固定下来,包括完整的病历、影像资料、诊断证明和必要的伤残等级鉴定,既是索赔的基础,也能让生活自理能力的争议从双方各执一词,变成一份有客观结论的专业意见。
八、结语:判决守住的是缓冲期,权利要靠自己启动
项城案的两份判决,守住的东西其实很有限:一段一年的缓冲期。它暂时维持了婚姻关系,为患病一方争取了主张扶养费、医疗费的时间;但它没有给李女士一分治疗费,也没有从根本上消除这段婚姻走向解除的可能。
对身处类似处境的患病一方,有三件事比等待更重要。其一,立即主张权利:婚内扶养费之诉可以单独提起,必要时申请先予执行,不必等待离婚诉讼的结局;其二,用好婚内分割共同财产制度,在对方拒绝支付医疗费时,请求分割属于自己的财产份额;其三,固定侵权证据,向真正造成损害的责任主体索赔,避免把全部生活来源都维系在一段已经出现裂痕的婚姻上。
对坚持离婚的一方,法律同样给出了清晰的路径:离婚诉讼的胜负取决于感情是否破裂的证明,而非对方病情轻重的争辩;判决不准离婚后分居满一年再诉,是法律明文规定的出口;在六个月内反复起诉,或在法庭上纠缠对方病情,只会消耗时间。同时应当认识到,离婚之前扶养义务依然存在,离婚时对生活困难一方的经济帮助责任也无法完全回避。
婚姻制度从不强迫任何人维持一段确已破裂的关系,也同样不允许把患病的配偶视为可以随时卸下的负担。不准离婚的判决给的是时间;判决之外,扶养费、婚内分割共同财产、离婚经济帮助、损害赔偿,每一项制度都需要当事人主动启动。法律能够做的是把每一项责任落实到位,而权利要真正落地,始终要从起诉状递交的那一刻开始。
作者:刘亚娟律师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