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后只付抚养费、常年不来看孩子,被亲生子女告上法庭——从宁夏同心「孩子起诉父亲履行探望义务」案,看探望权既是权利也是义务、抚养费不能替代陪伴的法律规则
一、案件回顾:一个孩子把父亲告上法庭,请求法院判他定期来看自己
2026年11月9日,红星新闻与中国新闻网宁夏频道报道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人民法院近期审结的一起探望权纠纷。与公众熟悉的探望权案件不同,这起案件的原告并非离婚后探望受阻的父亲或母亲,而是一名未成年儿童;被告也不是阻挠探望的直接抚养方,而是孩子自己的父亲。孩子的诉讼请求同样少见:请求法院判令父亲定期履行探望义务,常态化陪伴自己成长。
据同心县人民法院披露的情况,原告的父母早年因感情破裂协议离婚,离婚协议明确约定:孩子由母亲直接抚养,父亲依法享有探望权,并承担子女抚养及教育关爱义务。离婚之初,父亲尚能偶尔探望;此后便长期怠于履行亲子陪伴义务,常年不主动探视、不主动联系,逐步缺席了孩子的日常生活与学习成长全过程。母亲多次沟通、劝导,均没有结果。长期的父爱缺失,使孩子产生了心理与情感上的创伤。最终,孩子在母亲作为法定代理人的代理下,向同心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父母的离婚协议合法有效,被告作为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享有法定探望权;同时认定,定期探望、关爱陪伴子女属于父母的法定义务,并非可以随意放弃的权利。庭审中,承办法官对被告怠于履行亲子义务的行为予以训诫,并结合案情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引导其正视父亲责任,摒弃离婚即脱离责任的错误观念。综合本案实际情况、未成年人的真实意愿以及当地生活实际,兼顾子女学习与生活作息,法院判决:被告每月第二周、第四周周日上午9时至17时对原告进行探望、陪伴;同时明确,被告应当主动履行探望义务,积极关注孩子的学习、生活及心理状态,切实承担起家庭教育主体责任。
同心县人民法院在以案释法中表示,本案是未成年人主动维权、倒逼父亲履行探望义务的典型案例。民法典明确规定,离婚后父母对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探望权不仅是父母的权利,更是不可推卸的法定义务,是维系亲子情感、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的关键纽带。报道发出后,相关话题进入社交媒体热搜,大量讨论集中于两个问题: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六条写的是探望子女的权利,法院凭什么认定探望同时是义务?孩子又凭什么能当原告,把自己的父亲告上法庭?
本文围绕这两个问题展开分析,并延伸讨论判决作出之后如何执行、抚养费与探望是什么关系、探望权能否约定放弃等离异家庭咨询频率最高的法律问题。
二、法律定性: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六条写的是「权利」,法院为何认定探望同时是义务
(一)条文本身的表述与体系位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六条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者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父或者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由人民法院依法中止探望,中止的事由消失后,应当恢复探望。
单看这一条,权利的表述确实清晰。但条文并非孤立存在。第一千零八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第二款规定,离婚后,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也就是说,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照顾职责在离婚后整体延续,抚养、教育、保护三项并列;而探望,正是离婚后不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履行教育、保护职责最主要的实现方式。从这一体系关系出发,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20)鲁01民终6602号探望权纠纷二审判决中的表述具有代表性:探望权作为亲权的一部分,不仅是一项权利,也是抚养和教育子女的义务。
(二)未成年人保护法与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应当」
如果说民法典层面的义务属性需要通过体系解释得出,两部特别法则把这种义务性写得更为直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离婚后,不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一方应当依照协议、人民法院判决或者调解确定的时间和方式,在不影响未成年人学习、生活的情况下探望未成年子女,直接抚养的一方应当配合,但被人民法院依法中止探望权的除外。这一款使用的正是应当探望的表述,属于典型的义务性规范,并且与同心案判决主文确认的义务方向完全一致。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第二十条进一步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分居或者离异的,应当相互配合履行家庭教育责任,任何一方不得拒绝或者怠于履行;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阻碍另一方实施家庭教育。长期不探视、不联系、缺席孩子成长的父亲,恰恰落入怠于履行家庭教育责任的范畴。该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发现未成年人的父母不正确实施家庭教育、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根据情况可以予以训诫,并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同心案庭审中的训诫与家庭教育指导环节,直接来源于此。
(三)义务化的边界:应当保持的严谨表述
需要说明的是,民法典条文本身并未出现探望义务四个字,将探望定性为义务,是第一千零八十四条的照顾职责、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应当规范与家庭教育促进法的不得怠于履行共同叠加的结果,司法实践已经普遍接受这一结论。同时也应看到,这种义务与金钱给付义务不同,它指向人的行为本身,能否强制、如何强制,存在程序上的特殊限制,后文将专门分析。
三、孩子能当原告吗:「被探望」同样处于法律保护之下
(一)直接规范依据
探望权纠纷的传统结构,是不直接抚养的一方作为原告,起诉直接抚养方要求协助探望。孩子作为原告起诉父母,在诉讼主体上是否成立,曾长期存在争议。2024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及犯罪防治工作的意见》(法发〔2024〕7号),其第九条明确规定:未成年子女请求父母探望,或者祖父母、外祖父母请求探望孙子女、外孙子女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具体情况,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依法裁判。这一条为未成年子女作为原告的探望权纠纷提供了受理与裁判依据。
(二)同类判决已经形成谱系
检索近年裁判文书可以发现,同心案并非孤例,未成年子女起诉怠于探望的父母,已经出现多起具有参考价值的判决。
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案件中,父母离婚后父亲长期不主动探望七岁女儿,甚至拒接女儿来电,女儿由母亲代理诉至法院,请求判令父亲每月至少探望自己一次。法院认为,探望是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进行抚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离婚后对未成年子女的探望既是权利,也是义务;获得不直接抚养一方父母的关爱并接受其探望,是未成年子女理应享有的法定权利,不因父母离婚而消失,未成年子女能够作为探望权纠纷的诉讼主体。法院最终判令父亲每月至少探望一次,双方均未上诉。
安徽省庐江县人民法院的一起案件更完整地呈现了这类纠纷的攻防。父母离婚后抚养权几经变更,调解确定女儿随母亲生活、父亲每月支付抚养费800元并依法享有探望权。此后父亲按月支付抚养费,却从未探望女儿,一次见面、一通电话都没有。2025年7月,女儿起诉,请求判令父亲每月履行两次电话联系和一次探视义务,同时请求增加抚养费。调解中,父亲坚持认为探视是权利不是义务,按时支付抚养费就算尽到了责任。法院审理后认为,探望权是亲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法律赋予父母的权利,更是父母身上的责任,于2025年11月一审判决父亲每月履行两次电话联系、一次实地探望义务直至女儿年满十八周岁,抚养费每月增至1100元。双方上诉后,终审维持,每月至少两次电话沟通、一次实地探望的义务内容最终确定。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23)渝0112民初30376号案件中,离婚后随母亲生活的两个女儿起诉父亲,要求其定期探望并支付陪伴补偿费。法院判决父亲每周探望一次、每月共计四次,同时驳回了陪伴补偿费的请求,理由是探望子女是法定权利与义务,不应附加金钱条件。这一判旨清楚地表明:义务要求的是行为本身,既不能因支付金钱而免除,也不能以金钱替代。
(三)程序要点与裁判边界
就程序而言,未成年子女起诉,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诉讼,实践中多为直接抚养的一方代理。就实体而言,最高法意见第九条给出的标准是根据案件具体情况,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依法裁判,这意味着法院并非机械支持某一固定频次,而是结合子女年龄、学业作息、亲子关系疏离程度、双方居住状况等因素个案裁量。对于多年未曾见面的亲子关系,部分法院还会采取渐进式安排。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人民法院(2025)内0802民初12119号判决即对十余年未见的母女采取先短时见面、再逐步延长探照时间的方式,避免骤然高频接触加重子女的心理负担。
四、判决之后:法院能强制一位父亲去见孩子吗
(一)行为义务的执行限制
判决生效后,如果父亲仍不探望,判决如何执行,是这类案件最受关注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六十八条规定:对于拒不协助另一方行使探望权的有关个人或者组织,可以由人民法院依法采取拘留、罚款等强制措施,但是不能对子女的人身、探望行为进行强制执行。该条针对的通常是阻挠探望的直接抚养方;而怠于探望案件中的义务人是不直接抚养方本人,对其同样可以适用教育、训诫乃至拘留、罚款等间接强制手段——最高法意见第九条对拒不协助探望的情形,明确列举了教育、训诫,直至依法采取拘留、罚款等强制措施的递进措施。
同时也必须承认,探望与抚养费给付不同,属于具有高度人身属性的行为义务。强制一位不愿见孩子的父亲去见孩子,即便在技术上可行,探望的质量也难以保证,消极应付的陪伴甚至可能对子女造成二次伤害。因此,这类判决的实际功能是多重的:确认义务存在、固定探望的时间与方式、为后续执行程序提供依据,并通过训诫与家庭教育指导施加心理层面的压力。同心案庭审中的训诫与家庭教育指导,与渝北案对金钱替代方案的驳回,体现的是同一司法态度:法律要求的是陪伴行为本身。
(二)家庭教育指导令与灵活的履行方式
在强制手段之外,司法解释设置了更具柔性也更具实效的工具。最高人民法院与全国妇联《关于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意见》规定了家庭教育指导令的送达、复议与不公开等程序;2026年1月印发的《人民法院审理涉未成年人民事案件工作指引》第三十六条进一步要求,人民法院在案件受理、调解、审理、执行、判后回访等各个环节,发现未成年人的父母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的,应当予以训诫,并可以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并视情况调整指导方式和内容。
履行方式上,规则同样在向现实生活贴近。最高法意见第九条提出,不直接抚养一方因外出务工等原因不能见面探望的,人民法院可以引导当事人通过电话、书信、网络、视频连线等方式给予子女亲情关爱;上述庐江案终审判决确定的每月至少两次电话沟通即属此类安排。对于异地工作的父母,视频探望可以作为实地探望的补充,由法院在判决中一并安排。
五、抚养费与探望:三组最容易混淆的关系
(一)付了抚养费,是否就免除了陪伴义务
这是怠于探望案件中最常见的抗辩,庐江案父亲的表述具有代表性:探视是权利不是义务,按时支付抚养费就算尽到了责任。这一抗辩在法律上难以成立。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四条将抚养、教育、保护并列规定为离婚后父母的权利和义务,经济供养与生活上的教育、照护属于并列的义务内容,履行其一不能免除其余。同心县人民法院在以案释法中也指出,部分家长存在认知误区,认为离婚后未直接抚养子女,仅需支付抚养费即可;事实上,金钱抚养无法替代亲情陪伴,长期父爱或母爱缺位,容易造成未成年人情感缺失、心理失衡,不利于健全人格的塑造。
(二)对方不给抚养费,能否不让其探望
这是探望受阻纠纷中最常见的对抗逻辑。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2025)冀0203民初7600号判决对此给出了明确回答:中止探望的法定情形仅限于探望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拖欠抚养费虽属违约,但不属于法定中止事由,抚养费问题应另循法律途径解决。裁判规则的内在逻辑在于,探望的目的是保障子女获得父母双方的关爱,限制探望所损害的恰恰是孩子本人的利益。
对于欠付的抚养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十七条明确,未成年子女请求不直接抚养一方支付欠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孩子在主张探望的同时一并请求增加抚养费的,法院可以合并处理,庐江案即把每月抚养费从800元调整为1100元。
(三)离婚协议能否约定放弃探望
湖北省咸丰县人民法院(2021)鄂2826民初766号判决认定,当事人不得自行约定放弃探望权。放弃探望的约定既与探望权的身份权属性不符,也直接损害子女获得陪伴的利益,此类条款不能产生排除探望的法律效果。与之同理,离婚协议中关于另一方不负担抚养费的约定,也不妨碍未成年子女在必要情形下依法请求其支付抚养费。
六、镜子的另一面:探望受阻与怠于探望,是同一法律关系中的两个方向
同心案呈现的是不想看孩子一侧;司法实践中数量更多的,是想看孩子却被阻挠的另一侧。二者的救济路径不同,原理则相通。
对于探望受阻的一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六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离婚判决中未涉及探望权的,当事人可以就探望权问题单独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裁判层面,各地法院对探望受阻的支持态度相当稳定: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3民终22572号判决认定,不直接抚养方依法享有探望权,拒绝协助缺乏法律依据;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1民终8715号二审判决纠正了一审驳回探望请求的结果,支持父亲每月两次探望;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冀10民终6412号、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湘04民终236号等二审判决,均维持了一审确定的探望安排。
对于一方擅自带走、藏匿子女致使对方无法探望的极端情形,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03民终5560号判决认定其构成对探望权的妨碍,判令协助探望;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十三条并规定,分居期间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的,另一方可请求暂时确定抚养事宜,并由暂时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一方承担协助另一方履行监护职责的义务。
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案件朝哪个方向展开,探望安排的中心始终是子女利益。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六十七条将未成年子女本人列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中止探望请求的主体;上述工作指引要求审理探望权纠纷先行引导当事人协议探望方式,协议不成时听取未成年子女的意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鲁01民终6602号判决还结合子女年龄与认知水平,在判项中为已具表达能力的子女保留了拒绝探望的空间。孩子请求父亲探望,与孩子有权拒绝探望,看似方向相反,实则指向同一规则:探望的启动、方式与终止,都应当服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
七、给离异家庭的四点实务建议
第一,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应当注意固定对方怠于探望的证据。包括离婚协议或判决关于探望的约定、催促对方探望的沟通记录、孩子因亲情缺位出现心理问题的就诊或咨询记录等。协商阶段可以借助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妇联的督促渠道,家庭教育促进法第四十八条赋予这些主体批评教育、劝诫制止的职责。进入诉讼后,以孩子为原告、自己作为法定代理人起诉,诉讼请求应当写明具体的探望频次、时间与方式,便于法院直接作出可执行的判决。
第二,不直接抚养的一方,应当正视探望的行为义务属性。长期缺席不仅可能被法院训诫、责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也会在抚养关系变更等后续争议中成为不利于己的评价因素。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十四条将其他不利于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的情形列为优先考虑由另一方直接抚养的事由。对于多年未曾联系的孩子,重建亲子关系宜采取渐进方式,先通过电话、视频恢复联系,再逐步安排实地探望,避免骤然接触加重孩子的心理负担。
第三,签署离婚协议时,把探望条款写具体。频率、时间、地点、交接方式、寒暑假安排逐项写明,约定越明确,事后争议的空间越小。任何一方都不应接受或提出放弃探望权的条款,此类条款即便写入协议,也不能产生排除探望的法律效力。
第四,遭遇探望受阻时,通过诉讼与执行程序解决,避免以私力对抗。抢夺、藏匿子女被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二十四条明确禁止,还可能改变原本有利的抚养格局。正确路径是单独提起探望权诉讼,取得内容明确的判决后申请强制执行,由法院对拒不协助的一方采取训诫、罚款、拘留等措施,必要时申请协助执行的人与单位配合。
结语
同心县这起案件的意义,在于把一项通常被默认为父母之间的事务,重新拉回到孩子的视角之下:父母离婚解除的是夫妻关系,亲子关系与照顾职责并未解除;探望在规范层面是权利与义务的结合,在生活层面是经济供养无法替代的陪伴;当父亲长期缺席时,孩子本人可以站出来,请求法院判令父亲回来。法律不能强制产生亲情,但可以确认义务、固定安排、施加压力,并为孩子的健康成长保留一份制度上的期待。对正在经历离婚或已经离异的父母而言,这起案件值得记住的一句话是同心法院的判后释明:离婚解除了婚姻,解除不了父母这个身份。
作者:刘亚娟律师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