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了四万多相亲费,征婚信息却按年龄、颜值明码标价——从岳塘法院婚介所案看婚介费、诚意金、彩礼打包收费的法律定性:什么情形能退,什么情形难退
一、两起先后公布的婚介官司:明码标价的相亲,与六天就结束的跨省婚姻
2026年11月初,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公布了一起婚介服务合同纠纷的裁判结果。案情本身并不复杂:刘先生为解决婚姻大事,经人打听找到岳塘区一家婚介所咨询相亲事宜,签订了服务合同,交纳了两万余元诚意金;随后婚介所经营者宋某带他去见另一名介绍人周某,刘先生又向周某交了两万余元,收据上载明的名目是彩礼。
这份合同约定的收费标准值得逐字审视:收取费用按女方要求为准,包括彩礼费、介绍费等;根据婚姻状况、年龄状况、颜值及地域不同,所有费用分三次支付,先打诚意金再安排见面相亲,办结婚证之前一次性付清所有费用。法院查明,介绍人与刘先生母子二人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其推送的征婚信息均以金钱明码标价,征婚者的年龄、外貌、地域分别对应不同的价格档位。两位介绍人还承诺会持续介绍相亲对象直到双方均满意为止,同时附加了一个明显的限制条件:如果刘先生对介绍对象不满意,费用不退;如果女方不满意,才可以退费。此后宋某与周某一共为刘先生安排了两次相亲,均以女方不满意告终。刘先生要求退款被各种理由拖延,最终诉至法院。
岳塘区法院审理后认定,案涉合同虽然在形式上属于中介合同,但其收费标准将中介费与彩礼等费用混合收取,全部由婚介所和经营者收取并作为收取中介费的依据,征婚信息以金钱明码标价,这些约定和行为明显偏向于借婚姻索取财物;若合同继续履行,有悖于公序良俗,也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优良的婚姻家庭美德相背离,故对刘先生解除合同的主张予以支持。关于退费,法院综合考虑婚恋市场行情以及宋某确实提供了一定婚介服务等因素,酌情认定了合理费用,判决宋某与婚介所退还部分费用;而周某以女方名义收取的两万余元彩礼,因刘先生与该女方并未缔结婚姻,周某收取该款没有法律依据,法院判决其赔偿全部费用。双方均未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几乎在同一时间,安徽省砀山县人民法院也公布了一起同类案件。张某为解决婚恋问题,委托四名介绍人提供婚介服务,在介绍人陪同下前往湖北线下相亲,与相亲对象李某接触时间不长、缺乏深入了解,即在介绍人撮合下确定关系并迅速办理结婚登记,先后支付婚介服务费合计九万五千元。这段婚姻仅维持六天,双方经调解离婚。张某起诉要求四名介绍人全额返还服务费,法院认为,婚恋中介服务的主要合同目的是促成当事人建立合法婚姻关系,并不担保婚姻永久存续,四名介绍人已完成信息推送、跨省陪同、对接撮合、协助登记等主要中介工作,婚姻能否稳定存续取决于双方的感情磨合与婚后经营,属于婚姻自治的范畴,与介绍人的撮合行为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全额退费缺乏法律依据;但九万五千元的服务费远超同类婚介服务的正常劳务成本与合理市场价格,有违公平原则和公序良俗,超额收费部分不受法律保护,且介绍人片面追求促成登记、未尽审慎核查与合理适配的附随义务,对仓促闪婚亦有责任,最终综合各方过错酌定四名介绍人返还七万元。
两起案件,一个判决解除合同,一个判决部分返还,处理路径不同,指向的却是同一个问题:当相亲成为一门生意,介绍费、诚意金与彩礼被装进同一张收费清单,法律在这条边界上究竟划在哪里。
把这两起案件放进更大的背景中观察,其现实针对性更加明显。民政部2026年11月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结婚登记464.8万对,同比减少50.4万对,降幅约百分之九点八;离婚登记208.2万对,同比略有增加。登记结婚的人数在下降,希望借助专业机构解决婚姻大事的诉求却在持续存在,婚介服务市场的规模与纠纷数量同步攀升。据媒体2026年11月报道,北京一位女士在一家婚恋机构交纳十六万八千元会员费后,发现机构推送的相亲对象信息前后矛盾,同一位男嘉宾推给不同会员时年龄、籍贯、收入各不相同,机构随后转而推销数万元的形象课程与聊天技巧课程;此前上海一家婚介机构因虚假宣传、诱导消费、退款难被数百名消费者集中投诉,有消费者累计支付二十余万元升级套餐后服务停滞,不得不制作长达两百多页的材料维权。市场监管部门公布的信息还显示,部分机构通过捏造符合客户心意的虚拟人形象引流,再利用年龄焦虑、生育焦虑进行话术推销,个别头部婚恋平台也多次因虚假宣传被行政处罚。在这样的行业图景之下,岳塘与砀山两案所确立的裁判规则,值得每一个可能走进婚介机构的人认真了解。
二、婚介服务合同在法律上是什么:机会的提供,而非结果的担保
分析这两起案件,需要先回到一个基础问题:婚介服务合同在法律上究竟属于什么性质,婚介机构的义务边界在哪里。
《民法典》合同编专章规定了中介合同,其第九百六十一条规定,中介合同是中介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婚介服务正是典型的中介服务:婚介机构接受委托,为委托人筛选、推荐、约见相亲对象,提供的是缔结婚姻关系的机会与媒介。这一法律定性直接决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结构。
在司法实践中,各地中级法院对婚介服务合同的性质已经形成了相当稳定的裁判立场:婚介服务是机会的提供,而非结果的担保。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一起二审判决中明确,婚恋服务具有高度主观性与不确定性,机构负有提供真实、优质匹配服务的义务,而非确保恋爱或婚姻成功;合同明确约定不保证通过服务登记结婚、已见面即视为有效服务的,只要机构按约安排了约见并如实告知对象信息,委托人事后以未脱单为由要求解除合同、退还费用,不能获得支持。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在另一起二审案件中同样指出,婚介服务本质为机会提供而非结果担保,服务成果不应作为合同对价的唯一衡量标准,委托人四次约见均在反馈表中填写满意、又无证据证明机构存在严重违约的,不能因主观不满意即要求全额退费。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的判例则显示,婚介机构已完成为双方提供信息、介绍情况、安排见面并促成登记结婚的义务,婚后离婚系双方草率结婚、未能建立稳固夫妻关系所致的,介绍费同样无需退还。
这一立场还有反向的印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一起二审案件中,处理的是婚介机构起诉委托人追讨介绍费的情形:双方口头约定介绍结婚对象,委托人承诺定亲、领证时分别支付三千元介绍费,其经介绍完成定亲并登记结婚后拒付费用,法院判决其按约定支付六千元。换言之,只要机构提供了真实、对路的媒介服务并促成结果,合理的报酬同样受到法律保护。
理解了这一层,才能准确理解岳塘案与砀山案判决的要害:法院否定的并非婚介服务收费本身,而是这两起案件中收费的方式与结构——把按年龄颜值定价的征婚信息、与婚姻捆绑的分次收费、以女方名义收取的彩礼,全部装进婚介机构的口袋。问题不在收钱,而在于收的是什么钱、按什么逻辑收钱。
三、按年龄颜值明码标价踩中的三条法律红线
红线一:借婚姻索取财物的法定禁止
《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2024年2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将这一禁止性规定引入彩礼返还的裁判规则,其第二条进一步明确: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一方以彩礼为名借婚姻索取财物,另一方要求返还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把婚姻介绍环节的财物索取纳入规范视野,并非新近的做法。最高人民法院1951年的一份复函即已指出,一切以索取对方一定财物为结婚条件者,就索取者而言,既包括当事人本人的父母与本人,也包括第三人。这份历史文件所针对的,正是旧式婚姻中媒妁借说媒之利盘剥当事人的积弊。今天的婚介机构虽然以公司化、合同化的面貌出现,但如果其经营模式实质上以婚姻为标的收取财物,在法律评价上与被禁止的借婚姻索取财物行为并无本质区别。岳塘案中,法院正是认定婚介所将彩礼费、介绍费打包混合收取、以征婚者的婚姻状况年龄颜值作为定价依据,明显偏向于借婚姻索取财物,这是整个裁判的逻辑起点。
红线二: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2023年12月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对公序良俗条款的适用作了细化:合同背离社会公德、家庭伦理或者有损人格尊严等违背善良风俗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无效;认定时应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综合考虑当事人的主观动机和交易目的、一定期限内从事类似交易的频次、行为的社会后果等因素。
将这一规则适用于婚介收费,最典型的判例来自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一起二审案件中,委托人向婚介公司支付八万元、向另一介绍人支付七万八千元,合计十五万八千元,经婚介方撮合与相识仅数日的对象登记结婚,婚后不久即分手。贵阳中院认为,根据民法典关于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和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婚介机构不得以提供婚姻介绍为名变相索取高额费用;该案收费远超合理市场范围,在双方尚未建立感情基础的情形下即仓促促成登记结婚,机构未尽审慎审查义务,实质是以促成闪婚为手段收取高额报酬,其行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婚姻自由、诚信原则相悖,构成借婚姻索取财物,高额服务费约定依法无效,在扣除三万元合理劳务成本后,判决返还十二万八千元。贵阳中院另一起二审判决更进一步:婚介机构在诉讼前与委托人达成的退费协议,也因主合同无效而无效——机构试图以一份退还小额费用的协议锁定整体收费安排,同样没有得到法院认可。
按年龄、颜值给征婚者标价,还直接触碰到人格尊严的底线。征婚信息里每位自然人身后跟着一个价格数字,年龄大一岁价格降一档、颜值高一档价格升一档,这种经营方式将人的婚恋价值折算为明码标价的商品属性,既背离善良风俗,也有损人格尊严,这正是岳塘案法院认定合同继续履行将有悖公序良俗的深层原因。
红线三:中介人的如实报告义务与诚实信用原则
《民法典》第九百六十二条规定,中介人应当就有关订立合同的事项向委托人如实报告;中介人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损害委托人利益的,不得请求支付报酬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九百六十四条规定,中介人未促成合同成立的,不得请求支付报酬,但可以按照约定请求委托人支付从事中介活动支出的必要费用。
这两个条文直接对应婚介服务中最常见的两类纠纷。其一是不实信息。媒体报道的北京十六万八千元会员费事件中,同一位男嘉宾推给不同会员时年龄、籍贯、收入完全不同,另有消费者起诉后获得法院支持,法院认定机构未能核验约见对象的信息、未尽到应有的审查义务、履约存在瑕疵,判决解除合同并全额退还服务费、支付利息。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二审判决同样体现了这一规则:机构推荐的相亲对象中,一人比委托人年长二十余岁、一人明确为不婚主义者,与委托人缔结婚姻的合理期待明显相悖,不构成有效推荐,机构不得以部分推介行为主张已完成主要合同义务,判决退还三万元。其二是失衡的退费条款。岳塘案中女方不满意可以退费、刘先生不满意费用不退的约定,将交易风险全部配置给委托人一方,配合先打诚意金再安排见面的收费时序,实质是以格式条款锁定收入,这与中介人如实报告、勤勉履约的法定义务方向相悖。
四、司法裁判的完整光谱:从大部分退还到难以退款,法院究竟看什么
梳理近年各地中级法院的生效判例,可以对婚介费纠纷的裁判规则做一个层次分明的归纳。委托人付出去的钱能否要回来、能要回多少,大体取决于三个变量:收费的性质与数额、机构履约的真实程度、合同条款的效力状态。
第一层次:费用约定因借婚姻索取财物、违背公序良俗而无效的,大部分费用应当返还
前述贵阳中院两案是最典型的样本:十五万八千元的收费因构成借婚姻索取财物被认定无效,扣除合理劳务成本后返还十二万八千元;另一起案件中婚介机构与委托人事后签订的退费协议,也因主合同无效而无效。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例同样值得关注:委托人与婚介机构约定服务费十八万元、在与介绍对象领取结婚证后支付,双方于签约次日前后迅速登记结婚,短期内即分手,法院认定机构在服务过程中未充分评估双方感情基础、未能妥当履行合同义务,同时委托人闪婚亦有过错,酌定机构收取两万元合理劳务费用、退还十六万元。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则涉及个人介绍人:介绍人实际收取十九万余元婚姻介绍费,主张款项已转交案外人但仅有单方陈述佐证,法院在扣除委托人自认收到的部分后,判令退还十二万元及资金占用费。这一层次判例的共同点在于:收费与婚姻的缔结深度捆绑、数额明显超出服务成本,此时法律否定的对象是收费安排本身。
第二层次:合同有效但机构违约或条款失当的,按比例酌情退还
砀山案属于这一层次:服务已实际提供、婚姻也已促成,但九万五千元的收费畸高、机构未尽合理适配义务,法院酌定退还七万元。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另一起二审判决中,婚介方促成婚姻登记但婚姻仅存续一个月即解除,机构未尽风险提示与审慎引导义务,法院酌定按百分之三十的比例返还服务费。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判例则从合同条款的角度切入:委托人支付五万元服务费、合同约定推荐不少于四名匹配对象,机构实际安排三人且其中一人比委托人年长二十二岁,明显违反约定;合同中扣除百分之十五服务费、百分之二十违约金的条款属于格式条款,机构未能举证证明已就该条款履行足以引起对方注意的提示或说明义务,依法不成为合同内容,法院综合履行情况酌定退还二万五千元。此外,约定介绍三人只介绍一人的,法院按未履行部分酌退;约定每月至少推荐两人而长期未推荐的,法院判退大部分费用;服务期限届满、机构已被注销的,合同解除后退还剩余费用。
第三层次:机构依约如实履行、合同明确排除结果担保的,退费主张难获支持
这是委托人一方最需要冷静看待的部分。前述南京中院、北京三中院、红河州中院的判例均属此类:机构按约推送信息、安排约见、经委托人签字确认,合同明确约定不保证恋爱或结婚结果,则服务已履行完毕,委托人仅以未脱单为由要求退费的,法院不予支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判例还显示,委托人无正当理由拒绝继续接受服务导致合同终止的,其作为违约方应承担相应责任,法院仅酌定退还小额费用。张掖中院的判例亦确认,委托人对合同未能完全履行也存在一定过错的,退还金额相应核减。
把三个层次放在一起,规则其实相当清晰:法律保护的是真实、对路、与付出相匹配的信息撮合服务及其合理报酬;法律否定的是把婚姻本身当作收费标的、以择偶焦虑为杠杆的商业模式。岳塘案与砀山案之所以值得作为普法样本,正是因为它们分别站在了无效与酌退两个节点上,共同勾勒出这条边界。
五、婚介所经手的彩礼,与闪婚闪离之后的两条退款路径
岳塘案中有一个细节具有独立的法律意义:介绍人周某收取的两万余元,收据上以女方的名义载明为彩礼,而刘先生与该女方自始至终并未缔结婚姻,法院据此认定周某收取该款没有法律依据,判决赔偿全部费用。这个细节背后,是婚介纠纷中一条极易被混淆的双重法律关系:婚介费之债与彩礼之债。
按照涉彩礼纠纷司法解释的规定,彩礼是以婚姻为目的依据习俗给付的财物,其返还规则与婚介服务费的返还规则各自独立。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的,法院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确定是否返还及比例;已办理结婚登记并共同生活的,一般不予支持,但共同生活时间较短且彩礼数额过高的,可以根据具体情形确定返还比例。砀山案正是这条规则的侧面印证:六天的婚姻、九万五千元的婚介费,彩礼线与婚介费线在同一个案件事实中并行处理。
实践中更需要警惕的,是彩礼与婚介费互相混同的收费安排。长沙市中院判例中的十九万余元介绍费,即以现金方式交付给个人介绍人;昆明市中院另一起案件中,委托人向婚介公司支付二十八万元,其中十万元为彩礼,由公司经手转付,女方收取十五万元彩礼亦由婚介方安排并出具收据。款项一经婚介机构之手混同流转,事后追讨时首先面临的往往就是举证困境——这笔钱究竟是服务费、彩礼还是其他往来,直接决定适用哪一条返还路径。也因此,岳塘案判决中法院对周某收据名目的精细认定,为当事人保留了完整的请求权基础。
对于经人介绍闪婚闪离的当事人,务实的路径是把两条线分开主张:婚介费按合同效力与履行情况主张返还,彩礼按司法解释确立的共同生活时间、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要素主张返还,两条请求权并行不悖。同时要留意贵阳中院判例的提示:婚介机构事后主动提出的和解退费方案,若意在以小额给付锁定高额收费的合法性,其效力同样存疑,签署之前应当审慎评估。
六、当婚介变成骗局:婚托、AI假嘉宾与诈骗罪的红线
婚介费纠纷在民事层面之外,还存在一条刑事红线。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的一起案件显示,某婚介服务公司以提供婚介服务为名,设立网络部、前台、财务部、前期红娘、后期红娘五个部门分工协作,由婚托假扮征婚对象、虚构个人条件、虚假表示愿意交往,骗取一百四十二名征婚者(大部分为老年人)会员费共计九十五万余元,二十八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至十个月不等。该案作为养老诈骗典型案例由重庆高院发布,法院在典型意义中特别提示行业主管部门加强对婚介机构的监管。
更晚近的手段已经升级到技术造假。2026年9月,成都警方侦破一起以婚介服务为名的诈骗案:犯罪团伙通过直播以中老年再婚相亲为噱头引流,用AI批量伪造年收入数百万元的虚假男性形象、视频与履历,主播使用变声器冒充优质男嘉宾连线,受害人缴纳两千元服务费拿到联系方式后,男嘉宾即失联,警方抓获嫌疑人二十八名,涉案金额一百余万元,受害群众五十余人,且公司名称与组织机构代码均为虚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规定,以介绍婚姻为名,与被介绍妇女串通骗取他人钱财,数额较大的,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司法实践中的判例并不少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的王某甲诈骗案中,行为人多次组织虚假相亲骗局,安排数对虚假结婚,骗取彩礼与介绍费合计五十一万余元;沧州中院一审的阮氏心诈骗案中,境外女子与当地婚介所合谋,以结婚为名索要介绍费和彩礼三万六千元,共同生活半月后借故离开,法院认定构成诈骗罪;保定、安阳、黄冈、信阳等地中级法院亦有多起以介绍婚姻为名骗取彩礼、介绍费的诈骗罪生效裁判。
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的界分,核心在于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否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对普通当事人而言,几类信号值得高度警觉:收款主体与合同主体不一致或干脆无法查询登记信息;相亲对象的资料前后矛盾、无法当面核实身份;机构以闭环话术催促在短时间内付款、领证;交费后对方即失联或婚介方回避安排线下见面。出现这些情形,已经不宜停留在退费协商的层面,应当及时固定证据并向公安机关报案。
七、给准备走进婚介所的人:一份签约与维权清单
结合上述裁判规则,对于正在或准备接受婚介服务的人,以下事项值得逐一核对。
第一,核实机构与人员的真实身份。签约前通过企业登记信息查询机构的注册状态、经营范围与行政处罚记录,留意其是否频繁变更法定代表人、股东甚至注销换壳;对以个人身份收取费用的介绍人,务必索要载明真实身份信息的收据。
第二,把服务内容写进合同。推荐的次数、期限、每次约见前的信息告知程序、费用的构成与支付节点、未履行部分的退费规则,都应当逐项落成文字。口头承诺的服务至成功为止、包满意、不满意不退费之类的表述,要么写入合同,要么视为不存在。岳塘案、上海二中院案均表明,合同的约定方式直接决定日后退费的请求权基础。
第三,警惕格式条款与支付方式。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签约时对扣费比例、违约金、不退费条款逐条追问并要求解释留存记录;对引导使用网络借贷、信用卡分期支付高额会费的做法保持距离,媒体报道的案例中,背着利息购买身份都难以核实的服务,是纠纷高发的典型场景。
第四,分清款项性质、分开支付凭证。服务费、诚意金、彩礼应当分别支付、分别取得载明名目的收据,切勿混同转账;经由介绍人之手交付彩礼的,务必保留婚介方经手流转的凭证。款项名目在诉讼中往往决定请求权路径,岳塘案中周某收据上的彩礼二字,最终成为全额赔偿认定的关键证据。
第五,全程留痕。聊天记录、推送的征婚资料、付款凭证、约见确认、对推荐对象身份的核实记录,均按时间顺序保存。司法实践中,委托人主张机构提供虚假信息、推荐对象不匹配,举证责任主要在委托人一方,南京中院、昆明中院的判例反复印证了这一点。
第六,选择正确的救济渠道。对婚介机构的违规经营,可以向民政部门投诉;对虚假宣传、诱导消费,可以拨打12315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对收费与履约争议,可以提起民事诉讼,主张确认收费约定无效、解除合同并返还费用;对涉嫌婚托诈骗、虚构身份骗取彩礼介绍费的,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前述成都案件正是由一名要求退费的报警人牵出整个犯罪团伙。
八、结语:婚姻不能被定价,服务应当有对价
岳塘案判决书中的一段法官释法,为这一系列纠纷做了准确的概括:法律否定的从来不是彩礼这一习俗本身,而是把婚姻当作索取财物的手段;婚介机构把彩礼、介绍费、服务费打包收进自己口袋,按年龄、外貌、地域给人定价,以诚意金锁客、以格式条款堵住退款渠道,指向的已经偏离促成婚姻,而是获取财物。
需要同样强调的是边界的另一侧。婚介服务本身是合法的职业活动,说媒牵线古今有之,真实的信息撮合、审慎的匹配安排、诚信的履约行为,其合理报酬受法律保护,委托人事后反悔拒付应付介绍费的,法院同样会判令支付。法律真正拒绝的,是让婚姻的成立本身成为标价出售的商品,让征婚者的年龄与颜值成为定价的参数,让急于成家的心情成为收割的对象。
结婚登记数据的走低与婚恋服务纠纷的高发,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越是感到孤独与紧迫的人,越容易在密闭的咨询室里、在贴满成功案例的墙壁前、在花呗与POS机之间,做出事后追悔的决定。法律为这样的人保留了确认无效、解除合同、要求返还乃至追究刑事责任的救济通道,但救济永远是对损失的补救。最好的自我保护,发生在签字与付款之前——看清楚合同写了什么,想清楚这笔钱买到的是什么,确认对面的人与承诺是否真实。婚姻值得认真对待,为婚姻付出的每一笔钱,同样值得。
作者:刘亚娟律师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