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时凭空多出的40万「共同债务」:假借条、串通作证,与拘留七天、罚款五万的代价——从丹阳法院「不诚信罚单」案看虚增夫妻共同债务的民事、程序与刑事三重后果

一、案件回顾:一份「不诚信罚单」背后的四十万元假债

据《丹阳日报》2026年11月2日报道,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近日在审理一起离婚纠纷案件时,发现原告陈某与证人李某互相串通,故意向法庭作虚假陈述,企图虚增夫妻共同债务。经法院调查核实,二人的行为严重妨碍民事诉讼秩序,法院依法对陈某作出司法拘留七日、罚款人民币五万元的处罚,对李某作出罚款二万元的处罚。处罚决定作出后,二人均未申请复议,并在规定期限内缴纳了罚款,陈某的司法拘留亦已执行完毕。

从报道披露的细节看,这场「假债」的败露过程并不复杂。庭审中,原告陈某申请证人李某出庭作证。李某在出庭前依照程序签署了证人作证保证书,承诺如实提供证言,并明确表示如作虚假陈述,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然而,李某当庭陈述时,证言逻辑混乱、前后矛盾,引起承办法官注意。法官随即当庭重申如实作证的法定义务,并明确告知作虚假陈述可能面临的法律后果。法院随后对案件相关证据进行深入调查,最终查明:李某系受陈某指使,为帮助陈某在离婚诉讼中虚增夫妻共同债务四十万元,故意在法庭上作虚假陈述,并向法院提交虚假材料。

值得注意的一个情节是,在法官已经释明法律后果的情况下,陈某与李某仍拒不改正,继续试图通过虚假陈述和虚假材料误导法庭。法院在处罚决定中认定,二人串通作虚假陈述的行为,不仅损害了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严重扰乱了人民法院正常的审判秩序,损害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

这起案件经丹阳市人民法院官方发布、《丹阳日报》刊载后被多家媒体转载,引发公众关注,很大程度上在于它打破了一种普遍的误解。在许多人的印象中,离婚时在财产和债务上「做点手脚」,最多被法官批评几句,或者影响一点财产分割的比例;而本案中,试图虚增四十万元债务的当事人被司法拘留七日、罚款五万元,连「帮忙作证」的证人也被罚款二万元。这张「不诚信罚单」的分量,远远超出了公众对离婚诉讼中不诚信行为后果的通常预期。

本文围绕这起案件,结合《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刑事法律的相关规定以及司法实践中的判例,把离婚诉讼中虚增夫妻共同债务的法律后果拆解为民事、程序、刑事三个层面,逐一分析。

二、为什么偏偏是离婚诉讼:虚增共同债务的利益动机与常见手法

要理解这类行为为何高发,需要先看离婚财产分割的基本结构。依照《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九条,离婚时,夫妻共同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或者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这意味着,离婚案件中的财产处理实际上包含两个步骤:先清理债务,再分割剩余财产。

正是这个「先还债、再分钱」的结构,让虚构债务成了一种看似有利可图的操作。假设一对夫妻的共同财产为一百万元,其中一方在离婚诉讼中虚构一笔四十万元的「共同债务」,并安排亲友出庭作证,一旦法院采信,可分割的财产基数就从一百万元缩水到六十万元;如果虚构的债务数额更大,甚至可能让对方不但分不到财产,还要承担还款责任离开这段婚姻。归纳起来,虚增债务通常指向三个目标:稀释可分割的财产、抵扣对方应得的份额、让对方为虚构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司法实践中反复出现的手法,大致可以归纳为几类:其一,「亲友出借」,由与一方关系密切的亲属、朋友出面充当「债权人」,持借条主张权利或出庭作证;其二,「事后补写」,在感情恶化、离婚在即时补写借条、倒签落款日期;其三,「资金空转」,款项在关联账户之间流转一圈后回流,制造「实际交付」的外观;其四,「现金交付」,以现金形式主张借款,回避银行流水的检验;其五,「用途包装」,把一方的个人挥霍、赌债甚至违法行为所负的债务,包装成家庭开支或共同经营投入。

丹阳案中的操作属于其中最直接的一种:连形式上的借条与资金往来都不完备,直接由证人出庭作虚假陈述并提交虚假材料,试图让四十万元「共同债务」凭空进入离婚案件的财产账目。这些手法在公开报道与裁判文书中反复出现,也反复被法院识破。下文将展示,从民事到刑事,法律为这类行为设置了层层递进的责任体系。

三、第一重后果·民事认定:这笔「共同债务」为什么不成立

虚增债务的企图,首先要过的第一道关是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四条确立的规则是: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

这一规则通常被概括为「共债共签」。对照丹阳案:四十万元显然超出了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范围;在另一方既未签字也未追认的情况下,依照第一千零六十四条第二款,该债务原则上属于举债一方的个人债务;即便「债权人」主张其属于共同债务,也必须证明款项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存在双方的共同意思表示。一笔凭空捏造的债务,从一开始就无法完成这样的证明。

更直接的规定来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三十四条: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虚构债务,第三人主张该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一条为「串通虚构债务」设置了专门的不予支持规则。也就是说,法院不仅不会认可该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虚构行为本身还会被识别、被记录,并可能触发后文分析的其他后果。

判例层面对这套规则的适用已经相当成熟。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6)苏12民终714号判决处理的案件中,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对外借款累计二百五十余万元,法院逐一审查后认定:仅夫妻双方共同出具借条、另一方明确认可的两笔借款(合计五十九万元)构成夫妻共同债务,其余由一方单独出具借条的借款,因债权人未能举证证明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经营,均认定为举债方的个人债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2026)新42民终503号判决同样强调,夫妻之间关于债务承担的内部约定不得对抗债权人,但共同债务的认定最终仍须回到共同意思表示、家庭日常事务、债权人举证这三项法定要件。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3民申338号裁定则从另一面划出边界:一方在借条上捺印、对借条内容知情且未提出异议的,可以认定其对借款行为的认可,构成共同债务。

这里需要特别提示一项对普通当事人至关重要的规则:对「假债」的质疑,必须拿出证据。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杭商终字第1112号判决中,配偶一方主张案涉债务虚假、自己不应承担还款责任,但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反证,同时法院查明双方存在共同经营的事实,最终认定该债务成立并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此案说明两点:一是对债务真实性的质疑如果停留在口头层面,无法改变裁判结果;二是对法定情形的查明可以直接支撑债务的定性。换言之,怀疑是起点,证明才是关键。这也正是本文第七节应对清单的现实意义所在。

司法解释层面对此还有程序性保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及夫妻债务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法〔2017〕48号)第二条要求,审理以夫妻一方名义举债的案件,原则上应当传唤夫妻双方本人到庭;需要证人出庭作证的,除法定事由外应当通知证人出庭,并按照规定要求有关当事人和证人签署保证书,以保证当事人陈述和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丹阳案中李某签署的「证人作证保证书」,正是这一制度的产物;而其证言前后矛盾引起法官警觉,也说明这套程序装置在审判实践中确实在发挥作用。

四、第一重后果的延伸·财产分割:少分或者不分的规则与判例

虚构债务被识破之后,后果并不止于「债务不成立」。《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二条规定:夫妻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该方可以少分或者不分;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这条规定把「伪造夫妻共同债务」与隐藏、转移、变卖共同财产并列为同等的过错行为,对应的都是财产分割环节的否定性评价。以丹阳案为例,陈某虚增四十万元共同债务的行为已被法院查实,无论其真实意图是稀释可分财产还是让对方承担还款责任,在后续的财产分割中,法院都可以依据第一千零九十二条对其适用「少分或者不分」。需要说明的是,公开报道并未披露本案离婚及财产分割的最终处理结果,此处分析的是该案所涉规则本身的适用逻辑,而非对判决结果的预判。

司法判例对「少分」的适用有清晰的样本。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桂12民终415号判决处理的纠纷中,一方在与配偶的离婚诉讼过程中存在伪造债务的行为,其后在债权人提起的代位析产诉讼中,法院确认其在共有房产中仅按百分之二十的份额分割。伪造债务的不利评价,甚至延伸到了离婚程序之外的共有财产分割场景。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5民初24263号判决(基层法院案例,作为实务样本参考)中,一方与案外人恶意串通,以五百三十万元虚假借贷提起诉讼,相关生效判决经再审被撤销后,其在离婚后财产纠纷诉讼中被法院认定存在通过虚假诉讼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行为,最终仅分得涉案财产可分配价值的百分之四十。

与第一千零九十二条相衔接的还有两项制度。其一,《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六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行为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分割共同财产。也就是说,不必等到离婚,受害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就有权请求分割共同财产,以防止损失继续扩大。其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2022年修订)第六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离婚诉讼期间,夫妻双方均有向人民法院申报全部夫妻共同财产的义务;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损毁、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该方可以少分或者不分财产。申报义务与虚假陈述形成正面冲突:一份不实的财产申报,本身就可以成为法院认定过错的事实依据。

把这几层规定放在一起看,虚增债务的当事人面临的是「两头落空」的局面:虚构的债务不被支持,是第一层;在真实财产的分割中被扣除份额,是第二层;如果离婚后对方才发现相关行为,还可以依据第一千零九十二条第二句再次起诉、请求分割,是第三层。欺骗没有带来任何账面上的收益,只累积了越来越重的代价。

五、第二重后果·程序制裁:拘留七天、罚款五万,法院依据的是什么

本案最引发关注的,是司法拘留七日、罚款五万元与罚款二万元的处罚。这些处罚的依据,来自《民事诉讼法》关于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3年修正)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或者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阻止证人作证以及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丹阳案中,陈某指使李某作伪证、李某签署保证书后作虚假证言并提交虚假材料,分别落入该条列举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2年修正)第一百八十九条进一步明确,证人签署保证书后作虚假证言、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处理。这一条,正是对证人李某罚款二万元最直接的依据。

关于处罚幅度,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对个人的罚款金额为人民币十万元以下,拘留的期限为十五日以下。本案对陈某罚款五万元、拘留七日,处于法定幅度之内;结合其在法官释明法律后果后仍拒不改正、情节较为恶劣的认定,这一处罚并非顶格,但已经足以说明法院对这类行为的态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九十三条还要求,确定罚款金额时应当根据妨害行为的性质、情节、后果,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诉讼标的额等因素综合考量。按照这一标准,虚增债务的数额越大、手段越完备、情节越恶劣,罚款金额就越可能接近十万元的上限。

针对夫妻债务场景,最高人民法院还有更具针对性的要求。法〔2017〕48号通知第七条明确:制裁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伪造债务的虚假诉讼;对实施虚假诉讼的当事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和证人等,要加强罚款、拘留等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的适用;对涉嫌虚假诉讼等犯罪的,应依法将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侦查机关。将丹阳案对照这条规定可以看到:对当事人陈某的拘留与罚款、对证人李某的罚款、「构成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后续空间,几乎逐项对应了通知的要求。由此可见,丹阳法院的处罚并非个案层面的临时举措,其背后是最高人民法院自2017年以来一以贯之的司法政策。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五条还规定,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请求,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当事人单方捏造民事案件基本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适用前款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虚假诉讼犯罪惩治工作的意见》(2021年)第二十二条则打通了民事制裁与刑事追诉的衔接:民事诉讼当事人、其他诉讼参与人实施虚假诉讼,人民法院向公安机关移送案件材料前,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先行予以罚款、拘留;对虚假诉讼刑事案件被告人判处罚金、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人民法院已经给予的罚款、拘留,应当依法折抵相应罚金或者刑期。换言之,「先罚款拘留、再移送追诉」是制度设计好的衔接路径,民事制裁与刑事追责属于同一条责任链。

六、第三重后果·刑事红线:虚假诉讼罪与证人共同犯罪的风险

如果说拘留与罚款是程序层面的代价,刑事层面的红线则写在《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前款行为,非法占有他人财产或者逃避合法债务,又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捏造夫妻共同债务」恰好被司法解释点名列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8年)第一条明确,采取伪造证据、虚假陈述等手段实施下列行为之一、捏造民事法律关系、虚构民事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其中第一项即为「与夫妻一方恶意串通,捏造夫妻共同债务的」。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2022年修订)第七十八条,虚假诉讼致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干扰正常司法活动的,就应当立案追诉,并不要求行为人实际骗取到财产。以该标准衡量,在离婚诉讼中当庭作虚假陈述、提交虚假材料的行为一旦被查实,刑事立案的门槛可能比公众想象的低得多。

「情节严重」的标准同样与数额直接挂钩。依照上述两高解释第三条,非法占有他人财产数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属于「情节严重」,对应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丹阳案中虚增的债务为四十万元,如果相关陈述被采信并实际导致对方多承担了债务,数额标准即已跨过。需要说明的是,公开报道未显示本案当事人已被移送刑事侦查,本文对此不作臆断;此处分析的,是这一行为模式在刑法评价体系中的位置。

帮忙作证的证人,同样面临刑事层面的风险。两高解释第六条规定,诉讼代理人、证人、鉴定人等诉讼参与人与他人通谋,代理提起虚假民事诉讼、故意作虚假证言或者出具虚假鉴定意见,共同实施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前三款行为的,依照共同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同时构成妨害作证罪、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等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丹阳案中的李某系受陈某指使作虚假陈述,在刑法评价框架内,这种「碍于情面帮个忙」的行为可能被作为共同犯罪来对待。

判例层面,这类行为被追究刑事责任并不罕见。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皖11刑终252号刑事裁定所涉案件中,行为人合谋制作虚假借条及银行流水,并在关联诉讼中指使他人作虚假证言、影响裁判结果,最终被以虚假诉讼罪等罪名定罪处刑。四川省威远县人民法院(2018)川1024民再1号再审判决(基层法院案例,作为实务样本参考)中,夫妻一方为阻止债权人执行配偶名下房产,向亲属出具五十万元虚假借条,二人还共同安排两人出庭作伪证,相关借据与证词经再审查明均为虚假,原调解书被撤销、诉讼请求被驳回。贵州省仁怀市人民法院的系列再审判决显示,多起虚假借贷案件的当事人在被以虚假诉讼罪判处刑罚后,原审判决、调解书相继通过再审程序被纠正。这些案件的轨迹高度相似:虚构的债务最终被推翻,行为人则被追究了刑事责任。

还有两点技术性边界值得说明。其一,刑法上的虚假诉讼罪针对的是「无中生有型」的捏造,即凭空虚构本不存在的债权债务关系;如果在真实债务的基础上虚增数额,属于「部分篡改型」,一般不认定为虚假诉讼罪,但依照两高解释第七条,采取伪造证据等手段篡改案件事实、骗取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的,构成犯罪的,仍应依照刑法的有关规定追究责任,且民事程序上的罚款、拘留与财产分割上的少分、不分,并不因此豁免。其二,即便行为未达到刑事标准,前文分析的民事后果与程序后果已经足以让造假者得不偿失。三个层面的责任层层递进,最终触及哪一层,取决于行为的严重程度,不由行为人自己决定。

七、如果你是当事人:面对疑似假债的识别与应对清单

对于在离婚诉讼中面对「来路不明借条」的一方,司法实践提供了相对成熟的识别与应对路径。以下清单综合了前述法条与判例中法院的审查角度,供参考。

其一:识别虚构债务的常见信号

从公开判例归纳,值得警惕的信号包括:出借人是与对方关系密切的亲友,而双方对借款细节的陈述存在出入;借条落款时间与感情恶化、分居或起诉离婚的时间高度重合;主张大额现金交付,却无法说明款项来源、无法提供取现记录;借款发生前后,相关账户之间存在金额相近的往返转账;对方对借款用途的说明,与家庭实际重大开支记录对不上。丹阳案中,最先引起法官注意的正是证人证言的逻辑混乱与前后矛盾。陈述细节是否经得起核对,往往最先暴露虚假陈述的破绽。

其二:质证的三组问题

资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用在了什么地方。这三组问题对应借贷关系成立的三项核心事实:款项来源(出借能力)、实际交付(资金流水)、借款用途(是否用于共同生活)。泰州中院(2026)苏12民终714号判决正是沿着「有无共同意思表示、有无实际交付、有无用于共同生活」的路径逐笔审查。当事人可以在庭审中要求对方及证人就这三组事实作出具体说明,并申请法院调取相关账户流水加以核验。

其三:可以动用的程序工具

包括:申请法院调查取证或者申请律师调查令,调取「出借人」与举债方之间的历史资金往来;申请对借条的笔迹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检验落款日期与实际书写时间是否一致;比对家庭的购房、购车、医疗、教育等重大开支记录,检验所谓「借款」有无对应的真实支出。法〔2017〕48号通知第二条还赋予了一项重要权利:未具名举债的夫妻一方不能提供证据、但能够提供证据线索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的申请进行调查取证。

其四:把「驳债」与「少分」两条主张并行推进

面对疑似虚构的债务,仅主张「该债务不成立」并不充分。一旦能够证明对方存在伪造夫妻共同债务、指使他人作伪证的行为,应当同步援引《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二条,请求法院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造假方少分或者不分;对方的行为已经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还可以依据第一千零六十六条主张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分割共同财产。驳回一笔假债,是止损;让造假行为在分割环节付出代价,才是完整的救济。

其五:离婚后才发现的处理路径

第一千零九十二条第二句提供了明确路径:离婚后另一方发现对方有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如果对方持虚假借条在离婚后另行起诉要求还款,则应当在应诉时围绕「未经共签与追认」「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款项未实际交付或者已经回流」组织反驳证据。需要提醒的是,发现造假线索后宜先固定证据、咨询专业意见;贸然与对方当面对质,可能促使对方抢在庭审之前补做资金痕迹,反而增加后续举证的难度。

其六:守好自己的申报义务

应对造假的同时,自身同样负有如实申报的义务。《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六十七条要求离婚诉讼期间双方申报全部夫妻共同财产;民事诉讼法确立的诚实信用原则,对当事人与证人一体适用。以造假对抗造假的做法,只会让双方同时面临前文所分析的全部法律后果。

八、结语:法庭上的每一句话,都承载着法律的分量

丹阳法院这张「不诚信罚单」的分量,需要放在完整的规则体系中才能读懂:虚增的四十万元债务在民事上不被支持,是第一重后果;财产分割环节面临少分或者不分,是第二重后果;司法拘留七日、罚款五万元,是第三重后果;若情节触及刑事标准,虚假诉讼罪的红线还在更远处。四层后果叠加,指向同一个结论:在法庭上造假,从一开始就是一笔注定亏损的交易。

婚姻的解除可以依照法定程序完成,共同财产的边界可以由法院厘清,但当事人与证人在法庭上所作的每一句陈述,始终承载着法律的分量。证人作证保证书上那句「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在丹阳案中从一纸格式条款变成了已经执行完毕的拘留与罚款决定。对每一位正在或者将要走进离婚诉讼的人而言,这份罚单值得记住的意义正在于此。

本文基于《丹阳日报》及丹阳市人民法院公开发布的报道信息整理,并结合现行法律法规与公开裁判文书进行分析,仅供普法参考,不构成法律意见;具体案件请咨询执业律师。作者:刘亚娟律师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