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职顾家多年又身患重病,离婚时她多要了两笔钱并获法院支持——从南京高淳案看家务补偿与离婚经济帮助这两项最常被忽略的权利

一、一起普通的离婚案,一次提出三项请求

2026年10月29日,新华报业网旗下的交汇点新闻客户端报道了南京市高淳区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离婚案件,高淳法院官方渠道随后也发布了案情介绍。案情本身并不惊天动地:桂芳(化名)与大强(化名)婚后育有一女,大强常年在外务工,家里琐碎繁杂的家务、女儿的起居照料和日常教育,全部落在桂芳一个人肩上。2024年,桂芳被确诊患上风湿免疫病,需要长期服药治疗;同年,双方因生活琐事、育儿理念等问题不断发生争执,桂芳第一次向法院起诉离婚,法院认为夫妻感情尚未破裂,没有支持。此后,双方长期处于分居状态,大强也再未向桂芳支付过生活费和抚养费。2026年1月,桂芳再次诉至法院。

这一次,她的诉讼请求清单值得每一个准备离婚的人仔细看:第一项,判决离婚;第二项,支付子女抚养费;第三项,支付离婚经济补偿款;第四项,支付经济帮助款。法院经审理认定,双方长期分居、互不履行夫妻义务,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符合法定离婚条件;同时,桂芳多年全职顾家,为家庭付出了隐形劳动,如今身患慢性疾病、无固定收入,生活陷入困境,而大强有稳定务工收入,具备承担抚养、补偿、帮助的经济能力。最终,法院判决准予离婚,并支持了子女抚养费、家务劳动经济补偿、离婚经济帮助等多项请求。

翻译成大白话:这起案件里,女方除了分家产和要孩子的抚养费之外,还额外主张了两笔钱——一笔是对她多年家务劳动的补偿,一笔是对她离婚后生活困难的帮助,而且两笔都获得了法院支持。很多当事人直到坐在律师对面咨询时才知道,原来离婚时可以主张的远不止分割共同财产这一件事。这起案件的公开发布,正好把《民法典》里两项最容易被忽略的制度推到了聚光灯下。

二、第一笔钱:家务劳动经济补偿——法律承认看不见的劳动

先说第一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八条规定: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给予补偿。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制度。2022年修订、2023年1月1日施行的《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六十八条进一步明确:夫妻双方应当共同负担家庭义务,共同照顾家庭生活;女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男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有权在离婚时要求男方予以补偿。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项权利在旧法时代几乎是一条沉睡的条款。2001年《婚姻法》第四十条虽然也规定了家务补偿,但前提是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也就是说,只有在分别财产制下才能主张。而我国绝大多数家庭实行的是法定的共同财产制,书面约定分别财产的凤毛麟角,导致这一条款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极少被真正激活。《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八条删掉了财产制的前提限制,无论夫妻采用何种财产制,只要一方负担了较多家庭义务,离婚时就有权请求补偿。这是立法层面一次意义重大的松绑。

那么补偿多少?2025年2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给出了裁量坐标:人民法院可以综合考虑负担相应义务投入的时间、精力和对双方的影响以及给付方负担能力、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因素,确定补偿数额。时间、精力、对双方的影响、对方的负担能力、当地收入水平——五个因素,就是法官手里的算盘。

真正难的是举证。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第四批检察机关贯彻实施民法典典型案例中,有一件刘某珍与康某卿离婚纠纷再审检察建议案,把家务补偿的现实困境刻画得淋漓尽致:两人1995年结婚、1996年生育一子,2001年男方外出务工后与女方长期分居,女方独自经营一间小服装店、独自把儿子抚养成年,男方未支付抚养费。2021年男方第三次起诉离婚获准,但因女方未能提交证据,一、二审均未支持她的经济补偿请求。检察机关调查核实后提出再审检察建议,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2月21日作出再审判决,判令男方给付女方经济补偿8万元。这个案子说明两件事:其一,付出方往往平时不留痕,诉讼中举证极难;其二,举证不能的直接后果就是权利落空——连最高检在典型意义部分都专门指出,家庭义务的付出在诉讼中往往不易举证。

回到高淳案,桂芳的胜诉基础同样是事实清楚:多年全职顾家、育儿事务全部由其承担、男方常年在外务工,家庭分工格局清晰可辨。高淳法院在法官说法中特别强调,家务劳动价值应当得到尊重,负担较多义务一方将其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无偿家务劳动中的利他行为,使包括配偶在内的家庭成员均有受益,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负担较多义务但未获得相应权利的一方应当得到适当的补偿。

三、第二笔钱:离婚经济帮助——婚姻解体后的最后一道安全网

再说第二笔,也是这起案件中最值得展开讲的一笔。《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条规定:离婚时,如果一方生活困难,有负担能力的另一方应当给予适当帮助。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这就是离婚经济帮助制度。它与家务补偿的逻辑完全不同:家务补偿是对付出的回报,回答的是你为这个家干了多少活;经济帮助是对困难的救济,回答的是你离婚之后日子过不过得下去。前者面向过去,后者面向未来;前者要求证明付出,后者只要求证明困难。

制度的背后是婚姻的伦理底色。夫妻在婚姻存续期间负有相互扶养的义务(《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九条),离婚不能成为把困难一方一脚踢给社会的理由。高淳法院在案件说明中说得直白:离婚经济帮助是当存在离婚后一方生活将陷入困难的情况时,由具备负担能力的另一方对其给予适当的帮助,以保护困难一方的基本生存利益不受损害;夫妻之间相互扶助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法律规定的一种强制义务,任何一方不能以任何理由或任何形式逃避履行对配偶的扶助义务。这项制度的精神源头甚至可以追溯到1950年《婚姻法》——最高人民法院1951年针对生活费问题的一份意见就写道,对于年老、残废、疾病等实际上无生活能力者,应按具体情况更好注意照顾。七十多年过去,立法几经更迭,精神一脉相承。

什么叫生活困难?原《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二十七条曾给出经典定义:一方生活困难,是指依靠个人财产和离婚时分得的财产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一方离婚后没有住处的,属于生活困难。帮助的形式,可以是房屋的居住权或者房屋的所有权。该解释虽已随《婚姻法》的废止而失效,但这一认定标准至今仍被大量裁判沿用,成为法官判断困难与否的实操尺子。

真正的新变化发生在2025年。2025年2月1日施行的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二十二条专门规定:离婚诉讼中,一方存在年老、残疾、重病等生活困难情形,依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条规定请求有负担能力的另一方给予适当帮助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请求,结合另一方财产状况,依法予以支持。这是司法解释第一次把年老、残疾、重病三种情形白纸黑字列举出来,等于给全国法院发了一份明确的裁判指引:遇到这三种情形,该支持的就应当支持。高淳案中的桂芳身患风湿免疫病、需要长期服药、没有固定收入,正是重病情形的教科书式适用。

有意思的是立法过程中的取舍。2024年4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解释(二)征求意见稿第二十条,曾设计了更细的方案:一方因经济困难无房居住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有负担能力的另一方采用下列方式予以帮助——一定期限的房屋无偿使用权;适当数额的房屋租金;通过判决设立一定期限的居住权;其他符合实际的方式。正式稿删去了这套四选一的细化清单,只保留了原则性规定。立法者显然在规则明确与保留弹性之间选择了后者:中国家庭的财产形态千差万别,一次性把帮助方式写死,反而可能束缚法官的手脚。但征求意见稿的思路依然有参考价值——住房问题,始终是离婚经济帮助最核心的应用场景之一。

四、司法画像:中级法院的经济帮助判决到底怎么判

制度写在纸面上是一回事,落到判决书里是另一回事。我们检索了近年各地中级法院的相关裁判,可以大致勾勒出经济帮助制度的司法画像。

先看支持的谱系,数额的弹性空间很大。广东清远中院(2016)粤18民终1371号判决中,女方因恶疾导致精神障碍、劳动能力下降,一审酌定经济帮助金5万元(每月500元分期支付),二审认为数额偏低,主动调整为10万元、每月1000元付清。安徽合肥中院(2015)合民一终字第03226号判决中,女方身患重疾、肢体四级残疾、无法工作且无经济来源,一审酌定2万元生活困难补助费,二审认为偏低,综合考虑对方经济条件与长期治疗费用,改判一次性支付5万元。北京一中院(2015)一中民终字第3169号判决中,女方为结婚放弃军籍随男方进京,离婚时无北京户口、无固定工作、无住房,法院判令男方从个人财产中给付20万元帮助费——这是无房居住型帮助中数额较高的代表。海南海口中院(2020)琼01民终3282号判决中,婚姻存续24年,女方患糖尿病、高血压且离婚后无住所,法院维持男方支付10万元经济帮助的判决。河南洛阳中院发布的保护妇女权益典型案例中,双方分居十几年,二审查明女方身患精神疾病、经济困难,确定由男方给予2万元经济帮助。

数额偏小的样本同样真实存在。河南安阳中院(2017)豫05民终4615号判决中,双方均已年迈,女方除每月60元生活补贴外再无经济来源,法院判令有固定退休收入的男方给付住房帮助及经济帮助款共计4万元。江苏宿迁中院(2017)苏13民终2297号判决中,女方婚姻期间患病并手术、无固定住所,法院酌定一次性经济帮助费2万元。湖南株洲中院(2016)湘02民终911号判决中,女方因强迫症长期未能就业、无个人财产,法院判令男方支付2万元经济帮助费。山西大同中院(2020)晋02民终1269号判决中,女方系农村低保户、患脑梗后遗症等多种疾病,法院维持男方一次性给付1.5万元的判决。四川乐山中院(2022)川11民终731号判决则展示了持续性帮助的形态:离婚时患病的男方每月仅有330元低保,法院判令女方按月支付500元经济帮助,且在男方疾病状况未变的情况下不得停付。

归纳起来,法院手里有三个变量:困难的程度(疾病、年龄、住房状况)、对方的负担能力、当地基本生活水平。清远、合肥两案的二审改判还说明一个规律:一审酌定数额明显偏低时,二审会主动调整,适当帮助不是象征性的安慰,而是要对得起基本生活水平这把尺子。

再看驳回的反例,同样有信息量。辽宁大连中院(2022)辽02民终5638号判决中,双方婚姻关系持续较短,主张帮助的一方婚前即在大连开发区居住、分居时仍居住于此,不符合没有住处的情形,又未能举证证明生活困难及对方负担能力,请求3万元经济帮助被驳回。北京一中院(2025)京01民终1474号判决则给主张家务补偿的一方泼了冷水:双方婚姻存续不足一年、未生育子女、无证据证明负担了较多家庭义务,且对方系领取低保的残障人士,二审维持驳回补偿请求。这两个案子共同说明:无论补偿还是帮助,举证责任都在主张方,法院不会仅凭同情心判案。

还有一类值得特别注意:协议型经济帮助。云南红河州中院(2023)云25民终1019号判决中,离婚协议约定男方向女方支付共计60万元经济帮助金、分两期支付,男方到期不付被诉,法院认定协议合法有效,判令按约支付第二期30万元。湖北黄冈中院(2022)鄂11民终3346号判决中,离婚协议约定男方每月支付500元生活费直至女方再婚,多年未付,女方起诉追索,法院按协议支持。也就是说,经济帮助不仅可以由法院判决,更可以由双方在离婚协议中主动约定——而且约定一旦成立,就是有约束力、可强制执行的债务。

五、别混淆:分割、补偿、帮助、赔偿,四笔钱各是各的

讲到这里,有必要把离婚时可能涉及的几笔钱做一个总清理,实践中混淆率极高。

第一笔是《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七条的共同财产分割:分的是婚姻存续期间积累的共同财产存量,协议不成由法院根据财产具体情况,按照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判决。第二笔是第一千零八十八条的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对一方负担较多家庭义务的回报,不以对方过错为前提,看的是付出。第三笔是第一千零九十条的离婚经济帮助:对一方离婚后生活困难的救济,不问付出多少,也不问谁先提出的离婚,看的是困难。第四笔是第一千零九十一条的离婚损害赔偿:以对方存在重婚、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等法定过错为前提,看的是过错。

四者并行不悖,可以同时主张。高淳案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桂芳同时获得了家务补偿(对应付出)与经济帮助(对应困难),外加子女抚养费。实践中也不乏分割、补偿、帮助、赔偿四项俱全的判决。当事人最容易犯的错误,是眼睛只盯着房子和存款打转,把其余几项权利白白放弃;其次是把几项制度混为一谈,比如拿着对方出轨的证据去主张经济帮助——出轨对应的可能是损害赔偿,而经济帮助看的是你自己的困难,不是对方的过错。

六、实务清单:怎么把这两笔钱要到手

第一,把握时机。家务补偿和经济帮助原则上应当在离婚诉讼中一并提出;离婚之后再单独起诉主张,司法实践中一般难获支持。选择协议离婚的,则应当在离婚协议中白纸黑字写明——参考前述红河州、黄冈两案,约定了就能强制执行,没约定事后基本无法补救。

第二,为家务补偿准备证据。核心是证明负担较多义务:居委会或村委会的证明、邻居证言、子女入学就医的日常记录、家庭开支的支付凭证、反映家庭分工的聊天记录、对方长期在外务工的证明,都是有分量的证据。最高检的荆门再审案已经说明,这方面的举证一旦失守,权利就会落空;该案最终靠检察机关事后监督才得以纠错,但那属于极小概率的救济通道,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事后救济上。

第三,为经济帮助准备证据。核心是证明两头:自己这头生活困难——诊断证明、病历、残疾证、失业登记、低保记录、无房证明;对方那头有负担能力——收入证明、务工证明、银行流水。大连案的反面教训值得记住:自有住房且长期正常居住的一方,想用没有住处来主张困难,法院不会买账。

第四,管理数额预期。从公开判例看,经济帮助金多在一万元至十万元区间,无房居住型个案可达二十万元;家务补偿近年从数万元到十余万元不等,最高检荆门案为8万元。既不要期待天价判决,也不要因为钱不多而放弃主张——对陷入困境的一方而言,几万元可能就是重新站起来的过渡资金。

第五,注意分居期间的证据积累。高淳案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分居期间,大强再未向桂芳支付生活费和抚养费。这段断供历史,一方面印证了夫妻感情破裂、互不履行义务,另一方面也构成扶养义务违反的事实,在离婚时的综合裁量中天然对困难方有利。遭遇同样处境的当事人,应当注意完整保留分居起止时间、双方经济往来的记录。

七、结语:不让任何人在婚姻结束时坠入深渊

婚姻的解除,本应是对一段关系的体面告别,而不应成为一方滑向贫困的起点。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回应的是付出被看见的诉求,离婚经济帮助回应的是困难被兜底的诉求;一个向过去算账,一个向未来托底,共同构成离婚时弱势一方的权利安全网。2025年施行的解释(二)第二十二条把年老、残疾、重病明确列为应当依法支持的情形,司法的态度已经越来越清晰。

对常年操持家务的一方,我们的建议浓缩成一句话:日子可以照常过,证据要随手留。对经济上占优势的一方,也请记住:离婚证不是债务清零卡,法律为曾经的伴侣保留了一份底线责任——这份责任或许不重,却是文明社会对一段共同生活的最后交代。

作者:刘亚娟律师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