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7个月后坠亡获赔65万,20岁「前继女」起诉索还39万被驳回——从牡丹江案看继父女关系随离婚解除与死亡赔偿金的近亲属范围
喊了十几年「爹」,继父也曾真金白银地掏过学费、转过生活费;可人一走、赔偿金一到账,这声「爹」在法律上还算不算数?近日,黑龙江牡丹江一起「前继女索要继父死亡赔偿金」的案件,在网络上引发了不小的争议。一名男子与妻子离婚仅七个多月,就在工地高处坠落身亡,哥哥出面与公司谈下65万元死亡赔偿金;随后,已经成年、仍在校读书的前继女一纸诉状将继父的哥哥和侄子告上法庭,先是要全额65万元,开庭时又改口索要其中的六成,即39万元。牡丹江市西安区法院一审查明事实后,驳回了她的全部诉讼请求。这起案件背后,藏着三个普通人极易误解、却又实实在在决定「钱归谁」的法律问题:死亡赔偿金到底是不是遗产?继父女关系会不会随离婚而解除?以及,谁才是法律意义上的「近亲属」?
一、案件回顾:离婚七个月后继父坠亡,前继女索要39万赔偿金
先看这起案件的完整脉络。
据红星新闻等媒体2026年10月10日报道,家住黑龙江牡丹江的男子张某,2019年1月与王某登记结婚。王某婚前与前夫育有一女吴某,再婚后,吴某随生母与张某共同生活。在共同生活期间,张某对吴某尽了抚养、教育之责,不定期通过转账等方式承担她的生活费、学费。用吴某自己的话说,她一直称呼张某为「爹」,父女感情深厚。
这段关系在2025年2月18日画上句号——张某与王某登记离婚,吴某随生母离开。此后,张某与吴某之间仍偶有经济往来。谁也想不到,仅隔了七个多月,2025年10月1日,张某在某工程施工现场从事力工工作时,从高处坠落,经抢救无效死亡。
张某生前配偶已离异、无子女、父母也已不在,能替他主张权利的近亲属,只剩下哥哥张某乙和两个姐姐。两个姐姐书面声明放弃继承这笔死亡赔偿金,全部善后事宜交由哥哥张某乙办理。2025年10月3日,某公司与张某乙签订死亡赔偿协议,向张某乙支付死亡赔偿金65万元,张某乙指定其子张某丙代收这笔款项。
钱刚到账,吴某便找上门来。她先是起诉要求张某乙、张某丙全额返还65万元,庭审中又变更诉讼请求,改为主张自己作为有抚养关系的继女,对这笔死亡赔偿金享有共有份额,请求判令对方返还共同共有款项65万元的60%,即39万元。吴某的理由是:自己从小随母亲与张某共同生活,形成了稳定的继父女关系,张某对其尽到抚养教育之责;离婚后继父仍持续支付抚养费用,她假期还回继父处居住,因此双方的抚养关系并未因离婚而解除,她符合死亡赔偿金近亲属的相关规定。
张某乙、张某丙则辩称:虽然张某与王某曾是夫妻,但无法证实吴某曾与张某共同生活,且张某死亡前已与王某解除婚姻关系,离婚后吴某与张某之间已不再具备事实上共同生活的亲密关系;吴某的母亲仍在抚养吴某,她完全可以子女身份向其生父、生母主张经济来源。法院经审理后,于2026年5月26日作出一审判决:驳回吴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死亡赔偿金不是遗产:「赔给谁」先于「怎么分」
这起案件第一个关键的认知分界,是「死亡赔偿金到底是什么」。很多人想当然地以为,人死了,赔偿金就是遗产,应该像遗产一样按继承顺序来分。这个想法错得很彻底。
法院在判决中明确:死亡赔偿金是对死者近亲属的物质补偿与精神抚慰,不属于遗产,不能按继承顺序继承,应由死者的近亲属共同共有。这一结论的权威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2004年的一个复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空难死亡赔偿金能否作为遗产处理的复函》(〔2004〕民一他字第26号)。该复函明确指出,死亡赔偿金是对死者近亲属的补偿,不是对死者本人的赔偿,故死亡赔偿金不宜认定为遗产。此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2年修正)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系统规定了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与性质,其中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其性质仍然是「对死者近亲属财产损失的填补」,而非死者本人遗留的财产。
把死亡赔偿金定性为「非遗产」,会带来一连串实际后果。其一,遗产要先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而死亡赔偿金不属于遗产,原则上无需拿来为死者的生前债务买单;其二,遗产按法定继承或遗嘱继承的顺位、份额来分配,而死亡赔偿金不适用继承编,而是看谁属于「近亲属」,并结合与死者的生活紧密程度、经济依赖关系、共同生活情况等因素,在近亲属之间作公平合理的分配,未必是均等;其三,正因为它是赔给「近亲属」的,所以「是不是近亲属」就成了有没有资格分钱的第一道门槛——本案吴某正是在这道门槛上被挡了下来。
理解了这一点,再看吴某的诉请就清楚了:她要分死亡赔偿金,前提是必须先证明自己属于张某的近亲属。如果她连近亲属都算不上,那无论她喊了多少年「爹」、继父曾转过多少钱,都无从谈起「共有份额」。
三、继父女关系会随离婚而解除:拟制血亲的「保质期」
吴某主张自己有份,靠的是「有抚养关系的继父女关系」。那么,继父女关系在法律上是什么性质,又会不会因为离婚而解除?这是本案第二个关键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二条规定:「继父母与继子女间,不得虐待或者歧视。继父或者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这里的关键词是「受其抚养教育」——并非所有继父母子女都自动适用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只有继父或继母对继子女实际履行了抚养教育义务、形成了事实上的抚养关系,双方才在法律上被拟制为父母子女关系(学理上称为「拟制血亲」或「准血亲」)。反之,若继子女在生母再婚时已经成年、独立生活,或继父并未实际抚养,则双方仅是一般的姻亲关系,不产生父母子女间的权利义务。
问题在于,这种「拟制血亲」并非一经形成便永久存续。它与因血缘而来的亲子关系有着本质区别——亲生父母子女关系天然存在、不能「解除」,而继父母子女关系依附于婚姻关系而存在,婚姻一旦解体,它便失去了存续的基础。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法释〔2025〕1号)作出了明确规定:生父与继母或者生母与继父离婚后,当事人主张继父或者继母和曾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再适用民法典关于父母子女关系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继父或者继母与继子女存在依法成立的收养关系,或者继子女仍与继父或者继母共同生活的除外。
换句话说,继父女关系会随生母与继父的离婚而解除,除非落入两个「例外」:要么双方办理了合法的收养手续,把继父女关系「升级」成了养父女关系;要么离婚后继子女仍然与继父母共同生活,事实上的抚养关系得以延续。本案中,张某与王某2025年2月18日离婚,吴某随生母离开,并未与张某继续共同生活,双方也未建立收养关系,因此继父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已随婚姻解除而终止。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法院特别查明,吴某在张某与王某离婚时已经年满十八周岁。一个已经成年的「前继女」,在法律上既不需要继父继续抚养,也没有与继父共同生活,其与张某之间离婚后的往来,仅能证明「尚有经济往来」,而无法证明「共同生活」或「收养关系」。这进一步坐实了吴某与张某之间继父女关系的终止。
四、近亲属的法定清单:继女为什么「不在名单里」
第三个关键点,是「近亲属」的法定范围。死亡赔偿金由「近亲属」共同共有,那么法律上谁算近亲属?继女在不在名单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五条规定:「亲属包括配偶、血亲和姻亲。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为近亲属。配偶、父母、子女和共同生活的其他近亲属为家庭成员。」这是一份封闭式的清单,法律并未对其中的「子女」作无限制的扩大解释。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讲的「近亲属」是一个身份概念,其认定是硬性的——它不等于「感情上亲不亲」,也不等于「给没给过钱」。
有人可能会问:民法典继承编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条不是把「子女」扩大解释为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吗?为什么到了死亡赔偿金这里,继女就不算了?这正是本案最容易被误解的地方,也是法院判决说理的精妙之处。
关键在于,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条是对「遗产继承」中「子女」范围的界定,它解决的是「继承遗产时谁算子女」的问题;而死亡赔偿金不是遗产,不适用继承编,其分配依据的是第一千零四十五条对「近亲属」的界定。两者分属两个不同的法律制度,不能混用。具体到继子女:只有在生母与继父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继父实际履行了抚养教育义务,继子女才因第一千零七十二条而「适用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进而落入近亲属中「子女」的范畴;一旦婚姻解除、抚养关系终止,这一「适用」的基础便不复存在,继子女也就不再是继父的近亲属。本案中,吴某正是因为在张某死亡时既非其近亲属(继父女关系已随离婚解除),又未建立收养关系,才被认定「不符合张某的法定近亲属条件,对张某的死亡赔偿金不享有共有份额」。
五、两个「例外」为何都不成立:收养与持续共同生活
厘清规则后,再看本案的两个「例外」为何都不成立,以及实践中法院究竟如何拿捏分寸。
例外之一,是「依法成立的收养关系」。如果继父通过法定程序收养了继女,那么继女便从「继子女」转变为「养子女」。养子女与养父母之间的权利义务,适用民法典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且收养关系一经成立,原则上不因养父母的婚姻状况变化而当然消灭。换言之,若张某生前依法收养了吴某,那么即使张某与王某离婚,吴某作为养女,仍是张某的近亲属,有权参与死亡赔偿金的分配。但本案中,双方从未办理收养登记,这一例外无从谈起。
例外之二,是「继子女仍与继父或者继母共同生活」。这一例外的立法本意在于,若离婚后继子女仍与继父母保持稳定、持续的共同生活状态,事实上的抚养关系并未中断,那么不应机械地认定权利义务关系已随离婚解除。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共同生活」必须是长期、稳定且持续的状态,而非偶发性的探望或临时的经济接济。本案中,吴某仅能证明离婚后与张某尚有经济往来、假期偶尔回继父处居住,无法证明双方形成持续的共同生活,因此这一例外同样不成立。
司法实践对「继子女能否分得继父母死亡赔偿金」的把握,核心始终落在三个变量上:是否形成抚养关系、婚姻关系是否存续、是否持续共同生活。三者缺一不可。本案判决正是严格循此逻辑:抚养关系曾存在(婚姻存续期间),但婚姻关系已解除(2025年2月离婚)、共同生活已中断(吴某随母离开且已成年),故继父女关系终止,吴某不再具备近亲属身份。
六、对比:什么情况下继子女才能真正分到这笔钱
为了更直观地理解裁判尺度,不妨看看另外两起「继子女主张继父母死亡赔偿金」的案件,它们恰好构成一组对照。
一起是安徽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李某与王某结婚时,王某之女赵某系在校学生、年近十七周岁,毕业后还曾在李某所在单位短暂实习,逢年过节向李某发红包、送礼品。李某因交通事故死亡后,赵某作为继女主张死亡赔偿金。法院认为,赵某虽曾短暂受李某抚养教育,且与李某相处融洽,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但其并未与李某、王某长期共同生活,双方没有形成长期、稳定、持续的抚养教育关系,其精神痛苦程度与李某的亲生独子相比亦有差距,最终仅酌情认定赵某可获「部分」赔偿,而非均等份额。这起案件说明:即便继子女能进入「近亲属」的门槛,能分多少,仍要结合共同生活的紧密程度、经济依赖关系作差别化处理。
另一起是甘肃会宁县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程某丙入赘王某甲、王某乙家中并与其母结婚,后二原告于2012年离开家庭,自此十余年与程某丙再未共同生活,程某丙晚年住院期间二原告也未探望照顾。程某丙因交通事故死亡后,二原告以「形成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为由主张返还死亡赔偿金。法院认为,双方自2012年离开后未再共同生活,抚养关系已随婚姻解除而终止,二原告不再属于程某丙的近亲属,不具备分配主体资格,驳回了其诉请。
将这两起案件与牡丹江案放在一起看,规则便清晰了:继子女能否分得继父母的死亡赔偿金,关键在于「婚姻关系是否存续」与「是否持续共同生活」。婚姻存续且共同生活、形成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可主张权利,但份额视紧密程度而定;婚姻解除、共同生活中断的,继子女便不再是近亲属,无资格分配。牡丹江案中,吴某恰恰处于后一种情形,且还叠加了「离婚时已成年」这一不利因素,被驳回诉请于法有据。
七、四点启示:再婚家庭绕不开的法律盲区
这起案件之所以能冲上热搜,除了「喊了十几年爹、人走茶凉才来分钱」的戏剧性之外,更因为它戳中了再婚家庭、重组家庭一个被长期忽视的法律盲区。对于普通人而言,至少有四点启示值得记取。
第一,继父母子女关系的法律效力,依附于婚姻关系,也随婚姻关系而终结。不少继父母含辛茹苦把继子女养大,却未必意识到,一旦与生父、生母离婚,这段法律意义上的「父母子女关系」便随之解除。若继父母希望在离婚后仍与继子女保持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如相互扶养、继承),最稳妥的方式是依法办理收养登记,把关系「固化」下来,而非仅仅依赖感情或临时的经济往来。
第二,死亡赔偿金不是遗产,分配看「近亲属身份」而非「感情亲疏」。司法实践中,死亡赔偿金的分配主体严格限定为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这一法定近亲属范围,且要在其中结合生活紧密程度、经济依赖关系作公平分配。这意味着,与死者「感情再好」「往来再密切」的人,若不具备近亲属身份,也无法参与分配。
第三,重组家庭的财产安排,宜早不宜迟。再婚家庭的结构复杂,涉及继父母、继子女、原配子女等多方主体,一旦发生意外,围绕遗产、死亡赔偿金、共有财产的分割极易产生纠纷。建议通过合法有效的遗嘱、遗赠扶养协议、夫妻财产约定等方式,提前把财产的归属与传承安排清楚,减少身后事的争议。
第四,主张权利要靠「证据」说话。吴某一方败诉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其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离婚后与继父「尚有经济往来」,无法证明「共同生活」。在涉家庭关系的诉讼中,共同生活的持续状态、抚养事实等,都需要靠户籍登记、居住记录、转账凭证、证人证言等证据来固定。平时注意留存相关凭证,关键时刻才能拿得出、说得清。
八、结语
一声「爹」,承载的是多年的养育之恩,是转账记录里一次次实实在在的付出;但在法律的天平上,权利与义务、身份与财产,从来都有清晰的边界。继父女关系随离婚而解除,死亡赔偿金归近亲属共有,这两个规则看似「无情」,实则是在维护法律关系的确定性与可预期性——让每一笔钱都流向法律认定真正应当抚慰的人。
牡丹江案的判决,与其说是对吴某的「拒绝」,不如说是对所有再婚家庭的一次提醒:感情可以延续,但法律关系要靠规范去固化;善意的帮扶值得珍视,却不能替代权利的清晰安排。愿每个重组家庭,都能在温情之外,多一份法律上的清醒。
(作者:刘亚娟律师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