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身女子去世，叔姑舅姨9人争遗产，法院却把400万房产判归国家？——从北京昌平案看「无人继承遗产收归国有」与「遗产酌给」的全规则

一、一则让人意外的判决：人走了，房子进了国家的口袋

一个人去世了，没有配偶、没有子女，父母早已不在，连兄弟姐妹都没有。她留下了一套价值400多万元的房产，还有110多万元的存款、保险和抚恤金。她的叔叔、姑姑、舅舅、姨妈一共9个人，一起到法院打官司，都声称自己在她生前尽了扶养义务，要求把这笔遗产分了。结果，法院的判决让很多人直呼意外：110多万元的现金和保险金，9个人分走了；可那套最值钱、价值400多万元的房子，却判归了国家所有。

这起案件就是2026年9月9日人民法院案例库刚刚公布的一起「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遗产继承案，由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审理并作出生效判决。据北京日报、光明网、京报网等多家媒体报道，2022年6月，41岁的赵女士因病去世。她父母早已离世，本人无配偶、无子女、无兄弟姐妹，生前独自居住在昌平区某小区。她身后留下的遗产包括一套101平方米、价值400余万元的房屋，两份人寿保险合同，以及银行存款、丧葬费、抚恤金等共计110余万元。

赵女士去世后，她父亲一方的叔叔、姑姑共5人作为原告，母亲一方的舅舅、姨妈共4人作为被告，因分割遗产产生争议诉至法院。原告要求继承案涉房屋并依法分割银行存款、保险利益；被告则辩称，这些财产应当在原、被告之间按一定比例继承分割。昌平区民政局作为第三人参加了诉讼。

法院经审理查明：赵某是出租车司机，居住地离赵女士较近，曾在赵女士生前多次开车带她就医，还在节假日带她出境旅游；其余原、被告对赵女士也有一定的帮扶，比如多次协助就医、节假日上门慰问等。最终，昌平法院判决：赵女士名下的房产归国家所有，由昌平区民政局管理；两份《保险合同》的权利义务由原、被告共同继承，其中帮扶较多的赵某继承20%份额，其余8人分别继承10%；银行存款4222.92元，由赵某继承827.96元，其余各继承424.37元。宣判后各方均未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一个朴素的问题随之浮出水面：为什么同样是亲戚、同样「尽了扶养义务」，现金存款能分，房子却不能分？法院凭什么把一套价值400万元的房子收归国家？这篇文章，就把这背后的法律规则一层层拆开来讲清楚。

二、第一步先弄明白：叔姑舅姨，到底算不算「法定继承人」

要理解这个判决，第一步必须先搞懂一个概念——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很多人以为，只要沾亲带故，就有权继承遗产，这是一种普遍而危险的误解。法律对「谁有资格继承」划定了明确的顺序，不是所有亲戚都有份。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条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是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是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才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这一条同时明确，「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兄弟姐妹」包括同父母的兄弟姐妹、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养兄弟姐妹、有扶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

看清了这份清单你就会发现：叔叔、姑姑、舅舅、姨妈，也就是俗称的叔姑舅姨，通通不在法定继承人的范围之内。他们属于「旁系亲属」，与被继承人是父母一辈的平辈关系，无论关系多亲近，都不能直接以「法定继承人」的身份继承遗产。本案中的赵女士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均已先于她去世，她生前又无配偶、子女、兄弟姐妹，而赵女士父母的同胞兄弟姐妹（即她的叔姑舅姨）并不在法定继承人范畴，所以赵女士在法律上属于「无法定继承人」。

这一点也回应了很多网友的疑问：既然没有法定继承人，为什么不把叔姑舅姨「扩编」进法定继承范围？对此，北京日报报道中引用的观点很能说明问题——旁系亲属相对庞杂，如果纳入法定继承范围，会令继承变得无序；而且如果扩大继承人范围，可能造成旁系亲属对被继承人未履行任何义务、却凭空享有财产继承权的情形。所以，法律在「法定继承」之外，单独设计了一套「遗产酌给」制度，来奖励那些真正尽了扶养义务的人，而不是让所有亲戚「见者有份」。

三、「遗产酌给」：扶养较多的人，凭什么分到了钱

既然叔姑舅姨不是法定继承人，那法院为什么还是判他们分到了110多万元的现金和保险金？依据正是《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一条：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这就是「遗产酌给」制度，也叫「酌情分得遗产」制度。

这套制度的立法逻辑非常清晰：法定继承强调「身份」——你有没有那个身份，决定了你能不能继承；而遗产酌给强调的是「扶养」——你有没有实实在在的付出，决定了你能不能分到、以及分多少。它把遗产分配与扶养行为直接挂钩，是对自愿扶养行为的法律回报，旨在倡导友善、互助的价值观念。昌平法院法官在释法中特别指出：遗产酌给制度以事实扶养为基础，赋予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酌情分得遗产的权利；这种扶养不是基于身份关系而存在的法定扶养义务，而是出于社会道义自愿提供的帮助与照料。

但「扶养」两个字，不能自己说了算，也不能把日常的人情往来都算进去。法官点出了一个关键区分：平时「走亲戚」的行为，不能当然地视为对被继承人的扶养行为，而要看具体对被继承人的生活做过什么贡献、是否超过了一般意义上走亲戚的程度。只有符合条件，才能参与遗产分配。也就是说，逢年过节串个门、拎点水果，这属于情谊行为，不是扶养行为；而长期、稳定地照顾起居、送医、支付医疗费、料理后事，才可能构成「扶养较多」。

扶养人分得遗产的数额，还要与扶养义务「相一致」。要综合考虑扶养内容、扶养时长、扶养方式，以及扶养人与被继承人的亲情关系、情感联系紧密程度等。本案中，法院查明赵女士一直独自居住，并未达到完全依靠叔姑舅姨扶养支持的程度，所以最终只把相对「轻」的财产——现金、保险金、抚恤金——判给了这些亲戚；而帮扶相对更多的赵某，分得20%，其余8人因帮扶程度无明显差别，在较少比例内平均分配，各得10%。

这里还暗含一个重要的分寸：尽了一定的扶养义务，也不必然能参与遗产分配，只有「扶养较多」的，才可以分给「适当」遗产。换言之，遗产酌给既不是「按劳取酬」的精确结算，也不是「人人有份」的福利，而是法官在事实基础上的一种酌情裁量。这个「酌」字，正是它的精髓所在。

四、核心问题：房子为什么收归国家？——「无人继承遗产」的归属

现金存款能分，房子却归了国家，这个看似「厚此薄彼」的结果，背后的依据是《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条：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归国家所有，用于公益事业；死者生前是集体所有制组织成员的，归所在集体所有制组织所有。

昌平法院法官解释，「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主要包括三种情形：一是死者无法定继承人，也未订立遗嘱指定受遗赠人，生前未与他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本案的赵女士就属于这一种；二是被继承人的法定继承人、遗嘱继承人全部放弃继承，受遗赠人全部放弃受遗赠；三是被继承人的法定继承人、遗嘱继承人全部丧失继承权，受遗赠人全部丧失受遗赠权。另外，被继承人死亡后，没有法定继承人或者法定继承人丧失继承权，仅在遗赠中处理了部分遗产的，其余遗产也构成无人继承的遗产。

在赵女士案中，她既没有法定继承人，也没有立遗嘱、没有签订遗赠扶养协议，属于第一种情形，因此她的遗产整体上就是「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依第1160条，这些遗产本应全部归国家所有。但法院同时又适用了第1131条的遗产酌给制度，把其中一部分「适当」分给了尽了扶养义务的叔姑舅姨。

那为什么分出去的恰好是现金、保险金，而房子偏偏被「留」给了国家？这就是本案最精妙的地方。法院的裁判逻辑是：被继承人生前独自居住，并未达到主要依靠扶养人支持的程度，因此应当依法认定「主要遗产」归国家所有，「其余遗产」则可以分给扶养较多的人。房子价值400多万元，是这笔遗产中绝对的大头，属于「主要遗产」；现金、保险金、抚恤金合计110多万元，属于「其余遗产」。把主要遗产收归国家、把次要遗产酌给扶养人，正是「与所提供的扶养相一致」原则的体现——既然赵女士并未依赖这些亲戚的扶养生活，那么他们就没有理由拿走最核心、最大宗的财产。

正如法官所说：根据权利和义务对等原则，本案中旁系亲属扶养人已经获得了对等的遗产继承份额，因此无权再分得房产。这里体现的是一种朴素的、也是法律认可的正义观——付出多少，回报多少；没有付出到那个份上，就不能拿走超出付出对价的财产。

五、钱进了国库，谁来「打理」这笔遗产？——遗产管理人制度

房子收归国家了，可国家毕竟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谁来负责接收、管理、处置这套房子？这就引出了《民法典》创设的一项新制度——遗产管理人。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四十五条规定：继承开始后，遗嘱执行人为遗产管理人；没有遗嘱执行人的，继承人应当及时推选遗产管理人；继承人未推选的，由继承人共同担任遗产管理人；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第一千一百四十六条规定，对遗产管理人的确定有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

在赵女士案中，她没有任何继承人，也没有遗嘱执行人，因此依法由她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北京市昌平区民政局——担任遗产管理人，法院也据此判决「房产归国家所有，由昌平区民政局管理」。

民法典为遗产管理人设定了一整套职责（第一千一百四十七条）：清理遗产并制作遗产清单；向继承人报告遗产情况；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遗产毁损、灭失；处理被继承人的债权债务；按照遗嘱或者依照法律规定分割遗产；实施与管理遗产有关的其他必要行为。遗产管理人应当依法履行职责，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继承人、受遗赠人、债权人损害的，还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第一千一百四十八条）。

这一制度被形象地称为民政部门的「兜底」职能。海淀法院法官助理郭丽娜在解读中介绍，民法典确立了民政部门在特定情形下担任遗产管理人的新职能；无人承受的遗产收归国有的，将用于公益事业，为社会困难群体和个人提供帮助，为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以及环境保护、社会公共设施建设等涉及公共利益的领域提供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这项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已经落地运行。人民法院案例库中的另一件公报案例——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审理的「顾某甲、顾某乙、顾某丙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案」，就具有典型的示范意义。该案中，杨启本是一名聋哑残疾人，生活不能自理，其姐姐杨碧梧去世后，杨启本作为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了房屋，此后由顾某甲等三人照顾其晚年生活，负责日常照顾、雇佣护工、处理住院费用及丧葬事宜。杨启本于2021年去世，无继承人。法院认为，三申请人虽非继承人，但对杨启本扶养较多，符合民法典第1131条可分得适当遗产的条件，与遗产的妥善保管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有权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最终判决指定太仓市民政局作为杨启本的遗产管理人。

类似地，在各地的裁判实践中，债权人申请指定民政部门为遗产管理人的案例也越来越多。例如湖南怀化市鹤城区人民法院在（2026）湘1202民特22号案件中，因被继承人伍某的继承人均放弃继承，法院依据债权人龙某的申请，指定怀化市鹤城区的民政部门作为伍某的遗产管理人，以清理遗产、清偿债务；桂阳县人民法院、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等也都作出过类似的指定判决。这一系列案例表明，遗产管理人制度已经从「纸面」走向「落地」，成为处理无人继承遗产的核心机制。

六、收归国有之前，先要「还债」——无人继承遗产的清偿顺序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遗产收归国家，并不意味着死者生前欠的钱就可以赖掉。恰恰相反，法律对无人继承遗产的处理，规定了一套严格的顺序。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五十九条规定：分割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但是，应当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第一千一百六十一条规定：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

通俗地说，无人继承的遗产在收归国有之前，要先「过三关」：第一，支付死者必要的丧葬费用；第二，清偿死者生前所欠的税款和债务；第三，剩下的部分，才归国家或集体所有制组织所有。这就意味着，如果一个孤寡老人生前欠了债，那么即使他的遗产「无人继承」，也应当先用遗产来还债，还完债之后还有剩余的，才谈得上收归国有。

这套规则与遗产管理人制度是衔接的。遗产管理人的法定职责之一，就是「处理被继承人的债权债务」。桂阳县人民法院在（2026）湘1021民特3号案件中，正是因为江某生前向银行贷了40万元购房款、去世后继承人全部放弃继承，银行作为债权人申请指定桂阳县民政局为遗产管理人，法院才指定民政局来清理遗产、处理这笔债务。反过来看，如果死者的债务超过了遗产价值，债权人也不能追索到国家头上去——国家只以「所得遗产的实际价值」为限来清偿债务，多出来的部分，国家不背这个锅。

七、从这起案子，普通人能学到什么

赵女士案之所以冲上热搜、引发广泛讨论，是因为它戳中了一个越来越普遍的现实痛点：随着少子化、不婚化、老龄化趋势的加深，「没有法定继承人」的独身者、丁克族、失独老人越来越多，他们的身后财产如何处理，正在成为一个高频的社会问题。从这起案子出发，有几个实用的启示值得记下来。

第一，如果没有法定继承人，又想把财产留给特定的人，最靠谱的方式是提前「白纸黑字」安排。民法典为「没有继承人」的人提供了多种工具：一是立遗嘱，把自己想给的人（哪怕不是法定继承人）写进遗嘱，指定为受遗赠人；二是签遗赠扶养协议，与某个愿意照料自己生养死葬的人或组织签订协议，约定由对方承担生养死葬义务、自己身后把财产遗赠给对方；三是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或遗产管理人。这些安排，都能有效避免「人走了、钱归国库」的局面。

第二，如果你长期照顾一位无儿无女的亲友，想要在他去世后分得财产，务必注意保存扶养证据。遗产酌给制度要求的是「扶养较多」，法院会审查扶养内容、时长、方式、情感联系等。平时的送医记录、转账凭证、医疗费票据、邻居或社区出具的证明、共同生活的照片等，都是关键证据。只有把扶养行为「固定」下来，才能在诉讼中证明自己「扶养较多」，从而争取到适当的遗产份额。

第三，如果你是被继承人的债权人，而他的继承人纷纷放弃继承、遗产面临无人管理，不要以为这笔债就此打了水漂。你可以作为利害关系人，向法院申请指定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通过遗产管理人清理遗产、清偿债务，最大限度实现自己的债权。

第四，对所有人而言，这起案子其实是一堂关于「财富传承」的警示课。遗嘱意识在我国仍然普遍薄弱。据中华遗嘱库发布的《中华遗嘱库白皮书（2023年度）》显示，2023年我国60至70岁老年人群订立遗嘱的比例为60.07%，71至80岁为29.30%，81至90岁为10.45%，91岁以上仅为0.18%。很多老人既未订立遗嘱或遗嘱订立不规范，又无遗赠扶养协议，身后财产处理极易引发纠纷。与其把财产的命运交给法律的一刀切，不如提前规划、主动安排。

八、结语：一个判决背后的三套制度

回到开头那个问题：为什么叔姑舅姨能分到现金、房子却归了国家？答案其实就藏在三套制度的接力之中。法定继承（第1127条）划定了「谁有身份资格继承」；遗产酌给（第1131条）奖励了「谁有真实付出、可以适当分得」；无人继承遗产收归国有（第1160条）与遗产管理人（第1145条）则兜底了「剩下的财产归谁、谁来打理」。三套制度环环相扣，共同回答了「人走后财产何去何从」这个古老而又常新的话题。

昌平法院的这一判决，看似「无情」，实则充满了分寸感：它既没有让未达扶养标准的亲戚「见者有份」地瓜分掉死者的全部财产，也没有把尽了心的人一竿子打翻，而是精准地在「扶养较多」与「主要遗产」之间找到了一条平衡线。这或许正是法律最可贵的品质——不是冷冰冰的对半分，而是有温度的、讲道理的裁量。

（作者：刘亚娟律师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