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诉讼被驳回13天后，她被丈夫扔下悬崖——从陕西咸阳「土崖扔妻案」看家暴受害者离婚难的司法困境与刑法定性

一、案件回顾：一桩让人心碎的悲剧

2024年12月24日，圣诞节前夜。这一天，距离陕西咸阳女子苗苗的离婚诉讼被法院驳回，仅仅过去了13天。而就在这一天，她被结婚近十年的丈夫张某，从十几米高的土崖上扔了下去，年轻的生命戛然而止。

苗苗出生于1993年，与比她大3岁的张某同为陕西省咸阳市永寿县人，二人经人介绍相识相恋，于2015年4月27日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两个儿子，案发前一个8岁、一个6岁。在外人看来，这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农村家庭。然而，这段婚姻的内里，却是一段长达近十年的家暴史。

据被害人哥哥孙理（化名）回忆，婚后二人争吵不断，张某动辄对苗苗拳脚相加。2024年五六月间，苗苗开始向亲友倾诉自己遭遇家暴。2024年8月20日晚，苗苗给亲属发来信息与照片，她的脚、腿、膝盖、胳膊布满伤痕。她说，是张某打的。就在当日傍晚，她还曾拨打110报警。此后，苗苗前往西安脑康心理康复医院就诊，2024年9月27日，医院出具诊断证明显示，她患有「焦虑性抑郁恐惧」。

为了摆脱这段噩梦般的婚姻，2024年9月，苗苗第一次向法院起诉离婚，后经调解撤诉。同年11月6日，苗苗以感情破裂为由再次起诉离婚。这一次，她向法院提交了聊天记录、伤情照片、诊断证明等材料，试图证明自己长期遭受家暴、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然而，2024年12月11日，永寿县人民法院以「双方感情未破裂，且育有两个孩子」等为由，判决驳回了苗苗的离婚诉讼请求。

判决后的第13天，悲剧发生了。2024年12月24日8时许，张某独自驾车从永寿县前往苗苗租住的地方，二人就婚姻问题发生争执。张某「因气愤」，多次扇打苗苗面部、拳击其头部，在苗苗倒地后又用脚踩踏其头部，并抓住其头部撞击路边的水泥石墩，直至苗苗失去意识。此后，张某将昏迷的苗苗拖上车辆后排。

在明知苗苗伤情严重、不及时救治可能导致死亡的情况下，张某先后拒绝了其大姐、三姐以及急诊医生多次「送医救治」的劝导，执意将妻子带回永寿县城家中。到家后，张某发现苗苗「没有呼吸、没有脉搏、没有心跳、手脚冰凉」，误以为苗苗已经死亡，遂驾驶车辆将苗苗扔下麻院沟土崖。经鉴定，苗苗系高坠致头部、胸腹腔多脏器损伤死亡。

案发后，张某主动报警，并试图以「夫妻吵架，妻子想不开跳崖」的说法掩盖罪行，但其谎言很快被戳破。检察机关起初以涉嫌故意伤害罪批捕，随后将罪名变更为故意杀人罪。2026年5月26日，张某涉嫌故意杀人罪一案在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后由永寿县人民法院审理）开庭。2026年9月1日，该案一审第二次开庭，主要针对证明张某长期家暴的新证据展开质证，法院将择期宣判。

二、为什么家暴离婚会被驳回？——民法典第1079条为何「失灵」

「实施家庭暴力」，是法律明文规定的应当准予离婚的法定情形。然而在本案中，一个提交了伤情照片、聊天记录、诊断证明、且曾报警求助的家暴受害者，她的离婚请求却被驳回了。这背后，既有证据规则的技术性原因，也有家事审判理念的深层症结。

从法律条文上看，规则本身是清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当准予离婚——（一）重婚或者与他人同居；（二）实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遗弃家庭成员；（三）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四）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五）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据此，「实施家庭暴力」经调解无效的，应当准予离婚。这是法律为家暴受害者打开的一扇「确定的门」。

但「应当准予离婚」的前提，是法院认定存在「家庭暴力」这一事实。而事实的认定，需要证据。这正是症结所在。家暴多发生于家庭这一私密空间，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往往没有目击证人，没有第三方在场，甚至没有及时报警、就医的记录。受害者出于恐惧、羞耻、经济依赖，或对「给孩子一个完整家庭」的执念，往往不愿、不敢第一时间固定证据，导致本应存在的家暴事实，在法庭上「证明不能」。

最高人民法院在相关解读中曾明确：「可能存在家暴」与「家暴后经调解无效准予离婚」的证明标准不完全相同。民事诉讼奉行「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若受害者仅有单方陈述、零散的伤情照片，而无公安机关的接处警记录、告诫书、伤情鉴定、诊疗记录等相互印证的证据，法院难以认定「持续性、经常性」的家暴事实存在，更倾向于将其认定为「夫妻间的普通争吵、偶发肢体冲突」，进而认定「夫妻感情尚未完全破裂」。

更深一层的问题在于，「以孩子为由劝和」的家事审判惯性。本案中，「且育有两个孩子」被明确列为驳回离婚的理由之一。然而，从法律逻辑上讲，是否准予离婚的唯一实质标准，是「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与子女的数量并无关联。「育有子女」从来不是阻却离婚的法定事由。恰恰相反，在一个充满暴力的家庭中强行维系婚姻，让孩子长期目睹家暴，本身就是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严重伤害——目睹家暴的孩子，其心理创伤不亚于直接受暴者，且更容易在成年后复制暴力或沦为受害者。以「为了孩子」之名将受害者继续锁在暴力婚姻里，是本末倒置。

三、家暴举证的「三重困境」与证据链的构建

苗苗并非没有证据意识。她保留了被打后的伤情照片，保留了大量微信聊天记录，其中2024年7月2日张某曾发来忏悔信息：「都是我的错，打你都是我的错，我的错我改」「夫妻打架床头打架床尾和的嘛」「我保证以后绝对不再动你一个手指头」。她还曾报警，还曾就医并取得诊断证明。然而，这些证据最终未能说服法官认定「家庭暴力」存在，也未能换来一纸离婚判决。这折射出家暴举证的三重困境。

第一重困境，是「持续性与经常性」的证明门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一条将「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界定为「虐待」。在司法实践中，部分法院将这一「虐待」的认定标准，不恰当地前移到了「家庭暴力」的认定之上，要求受害者证明家暴是「持续性、经常性」的，而非偶发的。这无疑抬高了受害者主张的门槛——毕竟，单次殴打的伤情尚难证明，何况要证明「持续、经常」。

第二重困境，是证据的「孤证化」。家暴受害者手中的证据，往往是零散、孤立、彼此无法印证的：一张没有时间地点的伤情照片，一段可以作多种解释的聊天记录，一份只能证明「焦虑抑郁」却无法归因于家暴的诊断证明。单一证据的证明力有限，若不能形成「报警记录—告诫书—伤情鉴定—诊疗记录—证人证言」这样一条相互印证、环环相扣的证据链，法官就难以认定家暴事实。

第三重困境，是精神暴力的「看不见」。苗苗被诊断为「焦虑性抑郁恐惧」，这无疑是长期精神压力与伤害的结果。但精神暴力（谩骂、恐吓、冷暴力、经济控制）不像身体暴力那样留下直观的伤痕，其因果关系的证明极为困难——受害者需要证明，自己的心理伤害是由施暴者的行为直接导致，而非其他因素所致。最高人民法院在2025年发布的涉家暴典型案例中，已明确「优势证据规则、适度降低证明标准」的审理思路，但精神暴力的认定在实践中依然步履维艰。

那么，身处家暴中的受害者应当如何构建一份「合格」的证据链？其一，及时报警，并索要、保留《接处警记录》或《家庭暴力告诫书》，这是证明力最强的官方文书之一；其二，伤情达到轻微伤及以上的，及时申请伤情鉴定，取得法医学鉴定意见书；其三，就医时如实陈述致伤原因，保留病历、诊断证明、医疗费票据，并争取让医生在病历中记载「被殴打」等致伤原因；其四，保存施暴者的保证书、道歉信息、录音录像，以及妇联、村（居）委会的求助记录；其五，注意留存证人证言——亲友、邻居的证言可以补强其他证据的证明力。唯有让证据「串珠成链」，家暴才能在法庭上「现形」。

四、「误以为死亡」就能从故意杀人降为故意伤害吗？——刑法定性的关键

本案的刑事定性，是另一大争议焦点。张某的辩护人主张：张某当时并不知晓苗苗还未身亡，才将其扔下悬崖，其行为应定性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而非故意杀人。这一辩解的核心逻辑，是「我以为她死了，才去抛尸，抛尸的瞬间没有杀人的故意」。

从刑法理论上看，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的根本区别，在于行为人对「死亡结果」的主观心态：故意杀人要求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他人死亡，并希望或放任死亡结果的发生；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则要求行为人仅具有伤害他人身体健康的故意，对死亡结果的发生持过失心态。两罪的法定期均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但「排列顺序」不同——故意杀人罪以死刑、无期徒刑在先，故意伤害致人死亡以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在先。这一细微差别，直接关系到死刑的适用顺序，关系到被告人的生死。

具体到本案，张某的行为可以拆解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张某对苗苗实施的是「多次扇打面部、拳击头部、踩踏头部、撞击水泥石墩」等针对头部的暴力行为。头部是人体的要害部位，以如此手段、如此力度反复击打头部，其致人死亡的危险性不言而喻。即便张某当时没有「就是要她死」的直接故意，也至少存在对死亡结果的「放任」——即间接故意。后一阶段，张某在明知伤情严重、不及时救治可能死亡、多名亲属与医生反复劝阻的情况下，仍拒绝送医，并将「尚有生命体征」的苗苗扔下土崖。

这里的关键在于：张某所谓的「误以为死亡」，能否成立？司法鉴定已经证实，苗苗系「高坠致头部、胸腹腔多脏器损伤死亡」——也就是说，苗苗在「被扔下土崖」时仍然存活，其死亡是由「被扔下土崖」这一行为直接造成的，而非在扔崖之前就已死亡。张某辩称的「误以为死亡」，恰恰暴露出他对他人生命的极端漠视：一个正常人在面对尚有体温、尚需「检查有没有呼吸脉搏心跳」的对象时，稍尽注意义务即可发现对方并未死亡；而张某在亲属、医生多次提示「需要送医」的情况下，仍然选择「确认死亡」并抛尸。这种对死亡结果的漠不关心，正符合故意杀人罪中「放任死亡结果发生」的间接故意特征。

即便退一步讲，假设张某在抛崖的瞬间「确实」误以为苗苗已死，那么其前一阶段的暴打行为本身，也已经构成了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加重情节——因为正是前一阶段的暴行造成了苗苗的重伤，而「抛崖」这一后续行为，客观上是导致死亡结果发生的直接原因。无论是按故意杀人罪，还是按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追究刑事责任，张某都难以逃脱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乃至更重的刑罚。当然，最终定性如何，还须以法院查明的全部证据为准。

五、涉家暴离婚案件司法保护的制度反思

苗苗案之所以引发全社会的高度关注与痛惜，不仅因为它是一起极端残忍的刑事案件，更因为它刺痛了一个普遍存在的痛点：当一个家暴受害者试图通过法律程序逃离暴力时，法律程序本身，却可能成为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首先是「离婚难」的制度性困境。在现行离婚诉讼模式下，第一次起诉离婚被驳回，是极为常见的现象。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九条第五款虽规定「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又分居满一年，一方再次提起离婚诉讼的，应当准予离婚」，但对于一个身陷家暴、急于脱身的受害者而言，这「分居满一年」的等待，可能是致命的。苗苗的悲剧正发生在「离婚请求被驳回」与「再次起诉」之间的空窗期——这个空窗期，成了施暴者实施报复的「安全窗口」。

其次是「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衔接缺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三条赋予了家暴受害者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权利，法院应当在受理后七十二小时内（紧急情况下二十四小时内）作出裁定。人身安全保护令可以责令施暴者迁出住所、禁止其骚扰、跟踪、接触受害者。然而在本案中，苗苗在离婚诉讼被驳回后，似乎并未同步获得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庇护。这暴露了一个现实问题：离婚诉讼与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在实践中往往是「两张皮」，法院在驳回离婚诉讼的同时，鲜少主动提示、引导受害者申请保护令，更少主动依职权签发。

再次是「风险评估」的缺失。家暴案件中，受害者面临的真实风险往往被严重低估。有数据显示，家暴受害者在分居、离婚、报警等「关系破裂」节点，遭受致命暴力的风险会急剧上升——这正是所谓的「分手暴力」「离婚暴力」。本案中，苗苗刚刚起诉离婚又被驳回，正处于风险最高的时期，但无论是法院、公安机关还是基层组织，都未能对这一高风险作出有效的预警与干预。

针对这些问题，学界与实务界已经提出了诸多建议：一是建立涉家暴离婚案件的特殊审查程序，在立案阶段即启动家暴风险评估，对高风险案件优先审理、快速裁判；二是完善「驳回理由说明」制度，要求法院在驳回涉家暴离婚诉讼时详细说明不认定家暴的具体理由，防止「一句感情未破裂」草草了事；三是建立「驳回即保护」的联动机制，对于评估为高风险的案件，即便驳回离婚诉讼，也应当同步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并将信息通报公安机关、妇联，实现「驳回不脱保」；四是进一步降低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门槛，畅通线上申请渠道，缩短审查时限。这些建议，指向的是同一个目标：让法律程序，成为家暴受害者的「护身符」，而非「催命符」。

六、给身处家暴中的你：五条自救指南

悲剧无法挽回，但可以警醒后来者。如果此刻你或你身边的人正深陷家暴，请记住以下五条建议，它们或许能在关键时刻救命。

第一，把「留证据」当作第一要务。每一次被打，无论伤情轻重，都要第一时间拍照、录像，保留带时间地点的原始照片；能报警的一定要报警，务必拿到《接处警记录》或《家庭暴力告诫书》；能去医院的一定要去，并让医生如实记录致伤原因。这些看似琐碎的动作，将来就是你法庭上最硬的底气。

第二，把「人身安全保护令」用起来。保护令不需要以离婚为前提，你可以在起诉离婚的同时，甚至不离婚单独申请。拿到保护令后，如果对方仍然骚扰、跟踪、殴打你，构成拒不执行裁定罪的，可以追究其刑事责任。保护令，是你与施暴者之间一道法律筑起的「隔离墙」。

第三，警惕「分手暴力」的高危期。研究表明，受害者提出分手、分居、起诉离婚、报警之后的一段时期，是施暴者报复性暴力的高发期。在这个阶段，请尽量离开共同住所，搬到施暴者不知道的、安全的住处；外出时结伴而行，避免单独与施暴者见面；必要时可寻求妇联、庇护机构或亲友的庇护。

第四，不要被「为了孩子」绑架。很多受害者选择隐忍，是因为「不想让孩子没有完整的家」。但请记住，一个充满暴力的家，对孩子的伤害远大于一个平静的单亲家庭。法律从未规定「有孩子就不能离婚」，相反，让孩子远离暴力，才是真正的「为孩子好」。

第五，积极寻求专业力量的支持。家暴的维权，涉及证据、诉讼、刑事追责、心理干预等多个环节，单打独斗往往力不从心。你可以寻求妇联、法律援助机构、专业律师的帮助，也可以向检察机关申请「支持起诉」——据统计，仅2025年，全国检察机关就受理支持受家暴妇女起诉案件474件。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七、结语

苗苗走了，带着满身的伤痕，和一个再也无法实现的「离婚自由」。她的悲剧，是家暴受害者「离婚难」困境的一次极端而惨痛的注脚。它提醒我们：法律条文里的「应当准予离婚」，只有落地为每一个法官的具体裁判、每一次证据的公正认定、每一道保护令的及时签发，才能真正成为家暴受害者的庇护。

我们期待，苗苗案的一审判决能够给逝者一个交代，给施暴者应有的惩罚；我们更期待，这起案件能够推动涉家暴离婚案件的审理机制改革，让「反家暴」不再停留在纸面上，让每一个想要逃离暴力的女性，都能安全地、体面地、及时地走出那段噩梦般的婚姻。

愿逝者安息，愿悲剧不再重演。

作者

本文作者：刘亚娟律师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