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SK会长离婚判赔45亿元，出轨的代价有多大？——从崔泰源案看婚姻财产贡献认定与股权增值分割

一、案件回顾：一场打了九年的「世纪离婚」

1988年9月，韩国SK集团继承人崔泰源与前总统卢泰愚之女卢素英在青瓦台举行婚礼，这场被韩国媒体称为「世纪婚礼」的政治与资本联姻，彼时万众瞩目。三十多年后，这段婚姻以一场旷日持久的「世纪离婚」收场，并最终演变为韩国司法史上金额最高的一场财产分割大战。

2015年，崔泰源向媒体发出一封长达三页的公开信，高调宣布要与卢素英结束婚姻，并坦承自己早已有婚外情，且与情人生下一名私生女。彼时的卢素英选择了隐忍，公开表示「不计前嫌、守护家庭」，甚至表示愿意承担抚养私生女的责任。她的隐忍背后，是三个尚未成年的子女——一旦仓促离婚，孩子们在SK集团内部的地位将岌岌可危。

2017年，崔泰源正式提出离婚调解申请。2019年，当三名子女全部成年之后，卢素英终于亮出底牌，不再挽留婚姻，转而提起反诉，要求分割崔泰源名下近半数的SK集团股份。一场持续九年的财产分割拉锯战，自此全面展开。此后的岁月里，案件历经一审、二审、最高法院发回重审、重审四次裁判，分割金额从665亿韩元一路震荡至1.38万亿韩元，最终定格在944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5亿元），创下韩国公开报道中财阀家族离婚案的最高财产分割纪录。

二、三次判决，金额为何从665亿到1.38万亿再到9440亿？

要理解这起案件，必须先看懂四次判决金额剧烈震荡背后的法律逻辑。

2022年12月，首尔家庭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崔泰源所持SK股份属于其个人「独有财产」，仅判处崔泰源向卢素英支付1亿韩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和665亿韩元财产分割款。按此计算，卢素英实际分得的股份比例仅约0.42%。一审法院的基本立场是：崔泰源的SK股份来自继承，属于个人财产，卢素英的家务贡献微乎其微，几乎可以忽略。

2024年5月，二审法院推翻一审，作出截然相反的判断。二审认定，卢素英及其父亲、已故前总统卢泰愚曾为SK集团的发展壮大提供资金支持并作出贡献，卢素英本人长期承担家务、养育子女、维系家族关系、参与SK集团对外活动，对股权的维持与增值有实质贡献。据此，二审判决崔泰源向卢素英支付20亿韩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并分割1.3808万亿韩元财产，一度刷新韩国离婚财产分割纪录。

2025年10月，韩国大法院对二审作出纠正。大法院认定，卢泰愚当年注入SK集团的300亿韩元「秘密资金」来路不正、属于非法资金，不能作为卢素英对SK集团贡献的依据，遂将财产分割部分发回重审，但同时判决准许双方离婚。

2026年7月24日，首尔高等法院作出重审判决：崔泰源须向卢素英支付9440亿韩元财产分割款，以现金形式支付，无需转让任何SK系股份。法院将夫妻共同财产按崔泰源三分之二、卢素英三分之一的比例分割，并将财产估值基准日锁定在2024年4月16日（离婚诉讼二审辩论终结之日）。至此，这场「世纪离婚」在法律上接近尘埃落定。

从665亿到1.38万亿再到9440亿，金额的剧烈摇摆，根源只有两个：一是继承股权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定性问题，二是股权估值基准日的认定问题。

三、核心争议一：继承来的股权，算不算夫妻共同财产

本案最核心的法律争议，是崔泰源通过继承取得的SK集团股权，到底属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崔泰源坚持认为，其所持SK股份是从父亲崔钟贤那里继承而来。根据韩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韩国实行的是夫妻分别财产制——夫妻一方婚前所有的固有财产及婚姻期间以自己名义取得的财产，为其「特有财产」。既然韩国默认分别财产制，继承而来的股权自然属于个人财产，卢素英无权分割。

卢素英则主张，三十多年的婚姻里，她维持家庭、养育子女，并以「会长夫人」身份参与集团公共事务，还通过娘家政坛资源为SK集团的发展提供帮助，对股权价值的增值有实质贡献。她的一句质问掷地有声：我耗费了34年的青春，养育了三个孩子，默默支持着丈夫的事业，我的贡献难道仅值1.2%吗？

法院最终采纳了卢素英的主张。重审法院明确指出，崔泰源持有的SK股票属于财产分割对象；在婚姻存续期间，SK股票价值大幅上涨，虽主要得益于崔泰源的经营活动，但卢素英承担家务、抚养子女以及围绕集团开展的对外活动，也对此作出了贡献。据此，卢素英可分得约三分之一的财产份额。

这一裁判思路，其实与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法域相通：即便财产名义上归一方所有（无论是继承、受赠还是婚前个人财产），只要配偶对该财产的维持、增值作出了实质贡献，增值部分就可能被纳入共同财产进行分割。这正是本案对国内婚姻家事实务最具启示意义的一点。

四、核心争议二：股价计价基准日，2024年4月16日还是2026年6月？

本案另一个极具戏剧性的争议点，是财产估值的「计价基准日」。

2024年4月16日，是离婚诉讼二审辩论终结之日，彼时SK股价约为16万韩元，AI行情尚未爆发，SK海力士还未经历后续近十倍的暴涨。而到了2026年6月重审辩论终结时，受AI热潮推动，SK海力士股价已飙升至81.5万韩元，翻了五倍之多。

崔泰源希望按2024年4月的股价计算，把后续暴涨的AI红利排除在分割基数之外；卢素英则主张按2026年6月重审辩论终结时的股价计算，把暴涨红利全额纳入分割。双方在计价基准日上的分歧，直接决定了分割金额是「9440亿」还是更高一个数量级。

法院最终援引韩国大法院的判例，将计价基准日定在2024年4月16日——没有把五倍的AI行情涨幅全额计入分割基数。但法院也没有完全忽略这波增值：它在分割比例上作了倾斜调整，将崔泰源与卢素英的比例从一审的「几乎全归男方」调整到「崔泰源占三分之二、卢素英占三分之一」，用比例倾斜的方式体现了后续增值的贡献份额。

这一细节揭示了一个对高净值人群极具警示意义的问题：估值涨得比法律程序快。当资产在诉讼期间发生剧烈增值时，计价基准日的确定，往往比财产性质的认定更能决定最终的分割金额。这也提醒当事人，诉讼策略中对「基准日」的攻防，与对「定性」的攻防同等重要。

五、非经济贡献如何被「计价」：家务、育儿与会长夫人的隐形劳动

本案最值得关注的价值判断，是法院对卢素英「非经济贡献」的认可。

长期以来，家庭内部的无形付出——家务、育儿、维系亲属关系、参与对外社交——在法律上一直难以被精确计量。很多当事人（尤其是全职照顾家庭的一方）在离婚时，往往因为拿不出「出资凭证」而在财产分割中处于劣势。

本案中，法院明确认定：卢素英承担全部家务、抚育三名子女、以会长夫人身份参与SK集团对外活动，这本身就是对股权增值的实质性贡献。继承得来的原始股本你可以保留，但婚内涨出来的那部分，配偶有份。这一认定，将「隐形劳动」第一次在天价离婚案中推到了如此醒目的位置。

这一价值取向，与我国《民法典》高度一致。《民法典》第1088条规定，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换言之，家务劳动、育儿付出这些「看不见的贡献」，在我国法律框架下同样是被认可和保护的，而不再是可有可无的「免费劳动」。

六、中国法律怎么看：民法典框架下的股权增值与贡献认定

如果把崔泰源案放到中国的法律语境下推演，会得出怎样的结论？答案藏在四个层面的规则里。

第一，关于继承股权的归属。《民法典》第1063条第（三）项规定，遗嘱或者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一方所有的财产，属于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但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个人财产」仅指财产本身。根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26条的规定，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在婚后产生的收益，除孳息和自然增值外，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也就是说，继承股权本身是个人的，但婚后因主动经营产生的股权增值（属于投资收益），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而纯粹因市场因素导致的自然增值，原则上仍属于个人财产。

第二，关于贡献的认定与分割比例。《民法典》第1087条规定，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按照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判决。司法实践中，非持股一方若能证明自己在家庭中承担了主要家务、育儿义务，或对配偶的事业发展提供了实质性协助，法院在分割股权增值时往往会予以倾斜，而非机械地对半分割。

第三，关于举证责任的分配。在股权增值分割纠纷中，主张增值为夫妻共同财产的一方（通常是配偶），通常只需初步证明「婚姻期间股权价值上升」这一事实；持股方若主张该增值属于自然增值、不应分割，则需举证证明自己未参与公司经营、未投入时间精力、增值完全由外部市场因素导致。若持股方无法举证，法院将依推定规则将增值认定为共同财产。这一举证责任的分配，直接呼应了崔泰源案中「谁主张、谁举证」的攻防逻辑。

第四，关于离婚损害赔偿。崔泰源公开承认婚外情并育有私生女，属于典型的婚姻过错。在我国法律框架下，无过错方除可在财产分割中主张倾斜照顾外，还可依据《民法典》第1091条请求离婚损害赔偿。韩国法院在本案中亦判决了20亿韩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与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精神一脉相承。可见，过错方的代价，既体现在财产分割比例的让步上，也体现在单独的精神损害赔偿上。

七、从崔泰源到默多克、贝索斯：顶级富豪的婚姻财产攻防

崔泰源的教训，在国际富豪圈并非孤例，而是一个反复上演的课题。把三个标杆案例放在一起对比，规则便一目了然。

传媒大亨默多克曾因与第二任妻子安娜离婚被分走17亿美元资产，痛定思痛后，他在1999年与邓文迪结婚前，精心设置了两道防线：一是设立不可撤销的家族信托，将福克斯公司股权等核心资产装入其中，与自身相分离；二是签订严密的婚前协议，明确各自财产范围，禁止邓文迪染指其持有的新闻集团股份。最终，默多克与邓文迪的离婚从开庭到结束不到十分钟。

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则走了另一条路。他与结发妻子麦肯齐在发家之前就已结合，没有签署任何婚前协议，长期处于财产「裸奔」状态。按照其居住地华盛顿州的法律，婚姻存续期间创造的全部财富都视为夫妻共同财产。最终，麦肯齐主动让步，分走贝索斯持有的亚马逊股份的四分之一（当时价值约380亿美元），并让渡相应投票权，贝索斯才保住了对亚马逊的控制权。

而反观崔泰源，他既没有设立股权信托，也没有签订婚内财产协议，更低估了妻子家庭贡献的「含金量」，最终在九年的拉锯中付出了约45亿元人民币的代价。这三个案例放在一起，清晰地勾勒出高净值人群婚姻财产规划的两条路径：要么提前用协议和信托「锁定」财产归属，要么在婚变时面对巨额的财产分割。

回到国内，类似的「股权增值分割」逻辑早已在司法实践中落地。强一股份实控人周明与其配偶白手起家创业，公司上市后1407万股股份被全部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并均等分割，对应市值约59.5亿元，双方仅通过签署十年期一致行动协议来维持控制权稳定。这一案例与崔泰源案形成鲜明对照：韩国法院更关心「配偶做了什么贡献」，中国法院更关心「财产是什么时候取得的」——婚内取得的股权，无论登记在谁名下，默认就是夫妻共同财产。

八、给普通人的启示：财产隔离与证据保全

崔泰源案看似遥远，但它揭示的规则对普通人同样适用，甚至更具现实意义。

启示一：继承、受赠的财产，不等于「高枕无忧」。很多人以为「父母留给我的就是我的」，却忽略了婚后财产增值的部分。若婚后对继承或受赠的财产进行了主动经营，或该财产的增值离不开夫妻共同投入，增值部分在离婚时很可能被认定为共同财产，配偶有权主张分割。

启示二：家务劳动和育儿付出，是有法律价值的。全职照顾家庭的一方，不必因为「没出钱」而心虚。我国《民法典》第1088条明确赋予了家务劳动补偿请求权，第1087条也要求在分割时照顾女方权益。关键在于，平时要注意留存证明自己付出和贡献的证据。

启示三：证据的「三性」决定成败。崔泰源案中，一张来源不明却关键的便签，能在案件审理中制造近20倍的金额差距；而法院以「合法性存疑」为由将其排除，又直接推翻了此前的财产分割认定。这说明，在离婚财产纠纷中，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往往比情绪化的宣泄更能左右结果。

启示四：协议和规划要趁早。无论财富多寡，对于婚前财产、继承受赠财产、股权等重大财产的归属，都可以通过婚前协议或婚内财产约定作出清晰安排。与其在婚变时对簿公堂，不如在感情稳定时就把规则说清楚。

九、结语

崔泰源与卢素英的「世纪离婚」，是一场持续九年、横跨四审的金钱战争，也是一堂生动的婚姻财产法律课。它告诉我们：婚姻不是纯粹的算计，但财产规则不会因感情而失效；家庭里的每一分付出，法律都看在眼里。

对于普通人而言，最重要的不是羡慕或唏嘘45亿元的天价数字，而是从中读懂两条朴素的道理：第一，财产的归属，最终由法律和证据说了算；第二，无论是出资还是家务、育儿，每一份真实的贡献，都值得被看见、被保护。

作者：刘亚娟律师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