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中酌定情形的量化研究——以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为例

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中酌定情形的量化研究——以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为例

作者:刘亚娟、梅林

摘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彩礼纠纷的司法解释中,设有多项要求法院综合多重因素进行酌定裁量的条款。此类规定虽赋予裁判者灵活性,但缺乏具体量化标准易导致裁判理由随意、缺乏说服力,亦使诉辩双方难以形成有效交锋。本文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为切入点,引入多准则决策分析方法,探索将法定酌定因素量化的路径,并通过三个模拟案例验证模型的有效性。

关键词:彩礼返还、多准则决策分析、量化裁量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称"关于彩礼的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中,设定了多条需由人民法院综合各项因素酌情进行定性或定量认定的条款。例如,关于彩礼的规定第五条"综合考量彩礼数额、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及返还的具体比例",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第三条"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及履行情况、子女抚养费负担、离婚过错等因素,依法予以支持"等,这些司法解释均要求法院综合各项因素对是否应撤销离婚协议中的财产分割条款予以定性。此类规定赋予了裁判者更大的灵活性,但倘若不能进行充分论证,极有可能导致诉请、答辩乃至判决的理由缺乏稳定性,显得随意且缺乏说服力。本文将采用多准则决策分析方法,以关于彩礼的司法解释第五条为例,探究如何将这些酌定规则予以量化,以使诉辩双方能够有的放矢,让裁判结果更具说服力,甚至进一步使AI辅助决策更为精准。

多准则决策分析介绍

多准则决策分析是一种常用于管理学的方法,它既有清晰的步骤结构,又能结合数字(定量)和主观判断(定性)来进行分析。它的核心目的,是帮助决策者在一堆候选方案中做出既合理又清晰的最终选择。

这套方法的基本思路是:现实世界的决策通常很复杂,不能只看一个方面,因此我们需要把影响决策的多个因素都考虑进来,然后针对每个因素设定明确的评分标准,把我们主观的判断(比如"这个更好")变成可以计算的分数。再把这些分数通过数学方法(比如加权求和)汇总起来,最后根据总分的高低来判断哪个方案更优、或者用于确定某个数量。

举个例子,假如我们要从几道菜里选出"冠军菜",可以设定"色、香、味、价格"这几个评价标准。先明确每一个标准的打分规则,比如怎么把"好吃"转换成具体的分数,再决定这四个方面在总分里各占多少比重(也就是权重)。接着,按照这些规则给每道菜的色、香、味、价格分别打分,最后通过加权平均算出每道菜的最终得分,分数最高的就是冠军。

在复杂决策过程中,多准则决策分析可使决策更具科学性,降低决策者因对单一因素的个人偏好而给决策结果带来的影响。

关于彩礼的规定第五条的多准则决策分析

彩礼的规定第五条所涉的决策拆解

关于彩礼规定的第五条,主要针对"已办理结婚登记且共同生活"的情形下,彩礼是否需要返还作出了如下规定:"若共同生活时间较短且彩礼数额过高,人民法院可依据彩礼实际使用情况及嫁妆情况,综合考量彩礼数额、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并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彩礼以及具体的返还比例。"

该条款实际上包含三个环环相扣的决策步骤:第一步,是判断是否应当启动返还程序,前提是必须同时满足"共同生活时间较短"和"彩礼数额过高"这两个条件,二者缺一不可。这一步并不涉及复杂的裁量分析,裁判者只需分别独立认定"共同生活时间是否较短"以及"彩礼数额是否过高",只有两个答案均为"是",才能进入下一步的决策。

第二步,当确认需要返还彩礼后,还需确定返还的基数。根据条款规定,应依据"彩礼实际使用情况及嫁妆情况",从实际交付的彩礼总额中,先扣除双方在共同生活中已消耗的部分,再扣除男方已收取的女方嫁妆部分,由此得出剩余的彩礼金额。这个剩余金额将作为后续计算返还数额的基础。待最终确定返还比例后,将该比例乘以这一基数,即可得出应当返还的具体金额。

在完成前两个步骤——即确认符合"共同生活时间较短"与"彩礼数额过高"两个前提条件,并扣减相关支出、确定返还基数之后,便进入该条款适用的第三步。这一步的核心任务是:在确认应当返还彩礼的大前提下,依据五个关键因素——彩礼数额、共同生活情况、孕育情况、双方过错情况以及当地习俗,综合判定最终是否返还以及具体的返还比例。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法律条文中使用的表述是"确定是否返还彩礼以及具体的返还比例",这意味着在最终的裁量结果中,返还比例是可以包含"0"的,即虽然满足了返还的前提条件,但经综合考量上述五个因素后,仍可能得出"不予返还"的结论。也就是说,第三步的裁量并非一定要计算一个正数比例,而是要在"完全不返还(0%)"到"全额返还(100%)"之间作出一个具有充分依据的判断。

由此可见,本条所规定的第三步实际上涉及一个典型的多准则决策分析问题:即如何将彩礼数额、共同生活情况、孕育情况、双方过错、当地习俗这五个维度各异的因素,整合进一个可操作的决策框架中,从而得出一个公允的返还比例。该比例一旦确定,再与第二步计算得出的返还基数相乘,即可得到最终应当返还的具体金额。

然而,如果缺乏一套科学、具体且可量化的裁量方法,裁判者在处理这一环节时将面临不小的挑战。在没有明确计算标准或权重指引的情况下,酌定过程往往难以透明化呈现,决策的逻辑路径也无法被外界清晰追溯。这样一来,最终的裁判结果可能会让当事人感觉过于随意,甚至质疑其公正性,进而削弱司法裁判的说服力和公信力。

对于参与诉讼的律师而言,问题同样突出。由于缺乏统一的判断基准,原告与被告双方在主张返还比例时往往自说自话:一方强调彩礼数额巨大,另一方则突出共同生活的付出;一方指出对方过错,另一方则强调当地风俗如此。在没有量化标准作为参照的情况下,双方的举证和质证缺乏明确的交锋点,很容易陷入各执一词、难以对话的僵局,不仅增加了庭审的对抗性,也提高了调解的难度。

因此,针对彩礼返还问题构建一套明晰的计算标准和裁量原则,就显得尤为重要。它既可以为裁判者的酌定过程提供可操作的指引,确保不同案件之间的裁量尺度相对统一,也可以让决策过程更加透明、更具可验证性。在此基础上,若能进一步引入多准则决策分析方法,将上述五个因素纳入一个结构化的数学模型,通过设定权重、评分标准等方式进行量化处理,则不仅能使裁判逻辑更加具体、更具说服力,还能为当事人及律师提供可预期的裁判走向,为调解阶段的沟通协商奠定更加理性、务实的基础,从而更有效地化解矛盾、促成共识。

设置各因素的权重

在"彩礼数额、共同生活情况、孕育情况、双方过错以及当地习俗"这五项决策因素中,各自对最终结果的影响程度并不相同,部分因素在衡量彩礼返还问题时具有更为突出的重要性。因此,在进行综合评估之前,首先需要为各因素设定合理的权重,以体现其在决策体系中的不同地位。在采用加权平均法作为计算模型的前提下,权重越高的因素,对最终计算出的返还比例影响也就越大。

在本文所构建的模型中,上述五项因素被赋予了差异化的权重,以反映其在价值判断上的优先次序。具体而言,孕育情况被设定为权重最高的因素,占比0.40。这一设计的核心理由在于:婚姻关系中是否孕育子女,直接关系到婚姻目的的实现程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彩礼功能的实际发挥——当存在孕育事实时,彩礼所承载的婚姻保障与补偿功能往往已部分实现,因此在返还问题上应予重点考量。相比之下,其余四项因素——即彩礼数额、共同生活时间、双方过错以及当地习俗——则被赋予相对均衡但次一级的权重,各占0.15。这意味着,在整体评估中,孕育情况作为首要考量因素,具有一票否决或决定性影响;而其他四项因素则在相对平等的地位上共同构成对案件的综合判断。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上述权重分配仅为本文在理论模型层面的一种尝试性设计,其目的在于展示多准则决策分析在彩礼返还问题中的可操作性。在现实司法实践中,权重的具体数值可能因地区、法院的价值导向以及既有判例的裁判结果分布而有所调整。因此,若将该模型应用于实际裁判,建议结合本地司法政策、典型案例的裁判倾向以及社会公众的一般认知,对各因素的权重进行校准与优化,以确保模型的适用性与公信力。

制定各因素的评分标准

在完成对各因素的权重分配之后,接下来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便是:如何将上述五个相对抽象的法定考量因素——彩礼数额、共同生活情况、孕育情况、双方过错以及当地习俗——转化为可供数学模型直接计算的具体数值。这一步的关键在于为每一个因素制定清晰、可操作的评分标准,从而使裁判者的价值判断能够以量化的方式呈现出来,并为后续的加权平均计算提供基础数据。

为此,本文为每一项因素分别设定了明确的评分细则,并将评分区间统一划定在-100分至+100分之间。这一双向分值范围的设计,意在充分反映各因素在实际案件中的不同表现方向:例如,在"双方过错"这一因素中,正值可用以表示某一方存在明显过错,负值则可用于表示对方存在过错或本方无过错;在"共同生活情况"中,正值可用于反映共同生活时间相对较长、生活融合度较高,负值则相反。通过这种双向赋分的方式,模型能够更精细地捕捉案件中复杂且对立的事实情况,从而确保最终计算结果的客观性与区分度。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评分标准本身并非纯粹的技术设定,而是深刻体现了裁判者的价值导向与司法裁量尺度。例如,在"孕育情况"这一因素中,如何界定不同孕育阶段(如怀孕、流产、生育)所对应的分值,如何体现对母婴权益的特殊保护,这些都直接反映出裁判者在婚姻家庭案件中的价值立场。因此,评分标准的制定必须慎之又慎,既要有理论依据,也要贴近社会生活的一般认知。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呈现的评分标准仅是在假设部分参数的基础上,为便于展示多准则决策分析模型而设定的示例性取值。在实际应用中,该模型具有较高的灵活性与可调适性——一旦数学模型框架建立完成,无论是调整某一因素的权重,还是修改评分标准中的分值设定,均可通过简单修改参数实现,而不需要重新构建模型。这意味着,该模型既可以适应不同地区法院的裁判倾向,也可以根据政策导向的变化进行动态优化,具有较强的实用价值。

以下是本文针对上述五项因素所拟定的具体评分标准:

彩礼数额

就"彩礼数额"这一因素而言,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本模型适用的前提本身已经筛选出"彩礼数额过高"的案件,因此在评分设计上,我们重点关注的是"过高程度"对返还倾向的强化作用。基于此,本模型仅对超出当地平均水平一定倍数或已导致男方家庭生活困难的彩礼赋予正分,而对于处于合理区间或数额较低的彩礼,则统一评定为0分。这一设定意味着,在彩礼数额相对合理的情形下,该因素在模型中保持中立,不会对返还结果产生额外增益或减损影响。

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五条的规定,彩礼的给付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属于法定应当返还彩礼的情形之一。因此在评分标准中将彩礼给付导致男方家庭生活困难直接赋100分。

基于上述考量,本文为"彩礼数额"因素设定的具体评分标准如下:

+100分:适用于彩礼给付已直接导致男方家庭生活困难的情形,例如因支付彩礼而大量举债、变卖重要资产,导致家庭生活水平显著下降至当地最低生活标准以下。这是法律明确规定应当返还的典型情形,故赋予最高分值。

+80分:适用于彩礼数额超过当地平均水平3倍以上的情形。此类彩礼已远远超出正常礼节性给付的范畴,具有明显的"天价彩礼"特征,虽尚未完全达到致贫程度,但已严重偏离社会一般认知,故赋予较高分值。

+60分:适用于彩礼数额达到当地平均水平2倍至3倍之间的情形。此类彩礼明显过高,已对男方家庭形成较重的经济压力,在综合评估时应予正向考量。

+30分:适用于彩礼数额略高于当地平均水平,处于1.5倍至2倍之间的情形。此类彩礼虽超出合理区间,但尚在相对可控范围内,故赋予较低的正向分值。

0分:适用于彩礼数额处于当地平均水平1.5倍以内,或与当地平均水平基本持平的情形。在此区间内,彩礼数额本身不具有特殊加重返还的必要性,故在模型中保持中立,不增不减。

共同生活时间

关于"共同生活时间"这一因素的评分设定见下表,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模型适用的前提条件之一即为"共同生活时间较短"。因此,在评分设计上,我们以两年作为区分"较短"与"较长"的临界标准:当共同生活时间达到或超过两年时,该项评分直接归为0分,意味着该因素在综合评估中不再对返还倾向产生任何正向影响;换言之,若共同生活时间超过两年,则已不符合本条规定的返还前提,应直接被排除在需要返还彩礼的适用范围之外。而对于两年以内的共同生活时间,则依据时长由短到长依次赋予不同分值,以体现共同生活时间越短,对返还的支持程度越高的递进逻辑。

表1、共同生活时间因素的评分标准:

评分共同生活时间说明
+100分未共同生活最支持返还
+80分≤3个月极短期
+60分3-6个月短期
+40分6-12个月中期
+20分1-2年有一定时长
0分≥2年最低分,不再减少返还倾向

孕育情况

针对在本模型中权重最高的核心因素——孕育情况,其评分标准的设定直接关系到整个决策模型的价值导向。考虑到孕育行为在婚姻关系中对彩礼功能的实质性影响,本文将该因素划分为三个梯度,分别对应婚姻中生育目的的不同实现程度,并据此赋予差异化的分值,以精准反映其对返还倾向的调整作用。

具体而言,"从未孕育" 对应 +100分。这一设定基于如下逻辑:在未发生任何孕育事实的情况下,婚姻中通过生育实现家庭延续、情感联结及彩礼功能转化的目的尚未达成,因此该因素对返还诉求构成最强的正向支持。

"怀孕后流产" 对应 0分。这一分值的设定意在体现一种中间状态:虽然婚姻中曾有过孕育的可能,但最终未能成功生育子女。流产本身可能涉及复杂的身体、情感及医学因素,其对彩礼返还的影响不宜简单归入正向或负向,故在简化模型中将其设定为中性分值,既不增加也不减少返还的必要性。

"生育子女" 对应 -100分。这一设定充分体现了生育事实对彩礼返还的显著减损作用。一旦双方共同生育子女,婚姻通过生育实现家庭功能的目的已基本达成,彩礼所承载的婚姻保障与补偿功能也已部分或全部实现,因此在模型中对该因素赋予最高程度的负向分值,即显著降低返还的比例。

上述三档划分是在本文理论模型框架下所做的一种简化处理,其目的在于便于演示多准则决策分析方法的应用逻辑。在实际司法实践或更为精细化的模型设计中,孕育情况的考量可以进一步细化。例如,流产的原因可作为重要调节变量:是自然流产、意外流产,还是因男方要求、女方要求导致的流产?流产后女方的身体状况是否受到严重影响?这些因素都可能对返还比例的判断产生实质性影响。此外,生育子女的数量、子女随哪一方生活等情况,也可纳入更复杂的评分体系。本文暂以简化后的三段划分为基础设定参数,以保持模型的清晰性与可操作性。

双方过错

为了能够尽可能公正地反映过错责任的具体归属,同时充分考量地域文化观念对裁判所产生的合理影响,对于双方过错和当地习俗这两个关键因素均采用双向评分的方式。从而得出更为客观、准确的结果。

该条规定明确地将双方在特定情境下所存在的过错纳入到返还彩礼的考量因素范围之内。从合理的逻辑角度来看,应当认为此处所提及的过错与在离婚纠纷当中对过错的认定是具有相似性的。具体而言,在离婚纠纷里对于过错的评判有着一套相对成熟的标准,而在返还彩礼的情形下,所考量的过错与之在本质和判定思路上较为相近。

倘若因为一方出现诸如出轨、实施暴力等明显的过错行为从而导致双方分手,那么法院在进行相关判决时,是有可能对彩礼的返还比例作出相应调整的。这是因为这些过错行为破坏了原本的关系基础,在公平合理的原则下,需要对彩礼返还情况进行重新审视和判定。具体评分标准如下:

表2、双方过错因素的评分标准:

评分过错情况
+100分女方重大过错
+50分女方过错为主
0分双方均无过错或过错相当
-50分男方过错为主
-100分男方重大过错

当地习俗

针对当地习俗因素的评分标准见下表,由于我们国家幅员十分辽阔,各个地区的面积、环境、人文等方面存在着诸多不同,这就导致各地所形成的习俗可能会有很大的区别。这些习俗在不同的地域有着独特的表现形式和文化内涵,反映出当地人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明确习俗的界定和确定方式是确保评估准确、客观的关键,但如何确定当地习俗不在本文探讨的范围之内。

表3、当地习俗因素的评分标准:

评分习俗
+100分按当地习俗普遍支持返还
0分按当地习俗无法确定,观点分化
-100分按当地习俗当地普遍不支持返还

设定线性映射公式

在设定好单独各项的评分标准后,还需要考虑如何将依据评分标准计算的分值换算成应当返还的彩礼比例,为达成该目的,需要设定从评分标准到返还比例的映射函数。在本研究所构建的彩礼返还比例多准则决策模型中,预设的线性映射是一个关键的数学转换步骤。其核心功能是将模型前端加权计算得出的综合得分,客观、连续地转化为一个位于0%至100%区间内的、具有明确司法操作意义的建议返还比例。这一转换并非随意设定,而是严格基于模型参数所定义的理论边界,通过数学推导确立的标准化过程。

根据既定的权重分配(孕育情况0.40,其余四因素各0.15)与评分标准(其中"当地习俗"为-100、0、+100),一个案件所能获得的理论最高得分出现在所有因素均获得最高正分时:彩礼导致生活困难(+100)、未共同生活(+100)、未孕育(+100)、女方重大过错(+100)、当地习俗强烈支持返还(+100)。其加权值为:分值上限= 0.15×100 + 0.15×100 + 0.40×100 + 0.15×100 + 0.15×100 = 100。反之,理论最低得分出现在所有因素均处于最不利状态时:彩礼合理(0分)、共同生活≥2年(0分)、生育子女(-100分)、男方重大过错(-100分)、当地习俗强烈不支持返还(-100分)。其加权值为:分值下限 = 0.15×0 + 0.15×0 + 0.40×(-100) + 0.15×(-100) + 0.15×(-100) = -70。由此,模型将所有可能案件的综合得分范围,锚定在[-70, 100]的区间内。

基于上述理论极值,线性映射被设计为一条穿过点(-70, 0%)与点(100, 100%)的直线。前者代表模型认定"毫无返还必要"的理论极端情形,后者则代表"应当全额返还"的理论极端情形。通过求解该直线方程,得到最终的映射公式为:返还比例 = (综合得分 + 70)/ 170 × 100%。

在此公式中,分子(综合得分 + 70)是一个"归零化"操作,其作用是将理论最低分"-70"平移为新的计算原点"0"从而确保计算结果为下限时,返还比例为0%。分母"170"代表整个评价体系的量程(全距)。整个分式的值,直观地表示了当前案件的综合得分,在从"最不应返还"到"最应返还"的完整范围所处的相对位置百分比。例如,若某案综合得分为"20"则(20+70)/170 ≈ 0.5294意味着该案在模型的评价光谱中位于约52.94%的位置,因此建议返还比例约为52.94%。

此线性映射机制保障了模型输出结果的规范性、连续性与可解释性。它确保任何案件的输出比例均不会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

模拟验证

为验证本文所构建的彩礼返还比例多准则决策模型在实际情境下的适用性与区分度,我们参考了司法实践中的案例,假设了三个典型案例进行模拟测算,这些案例均满足"共同生活时间在两年以内、彩礼数额显著超过当地平均标准(设定为15万元)1.5倍"的条件。三个案例在过错归属、孕育实现程度及地方习俗认知等核心变量上各不相同,旨在检验模型在不同价值取向事实交织下的输出合理性与裁判逻辑自洽性。

第一个案例模拟了一种强烈支持返还的典型情境:在甲乙双方登记结婚后仅共同生活四个月的情况下,男方支付了高达32万元的彩礼,承受了沉重的经济压力。由于婚姻期间未孕育子女,并且女方在婚前隐瞒了重要信息,导致关系破裂,男方请求返还彩礼。根据人民法院案例库中的案例,如董某诉朱某等婚约财产纠纷案,法院在类似情况下会考虑共同生活时间、彩礼数额等因素,酌情判决返还部分彩礼。此外,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规则也指出,共同生活时间的长短是确定彩礼是否返还以及返还比例的重要考量因素。模型依据预设标准对各因素进行量化评分:彩礼数额(超2倍,+60分)、共同生活时间(≤6个月,+60分)、孕育情况(未孕育,+100分)、双方过错(以女方为主,+50分)及当地习俗(支持返还,+100分)。经加权计算,综合得分为80.5分。将其代入线性映射公式得出建议返还比例约为88.53%。这一接近九成的返还结果,精准捕捉了"短期婚姻、核心目的落空、给付方陷于困境且对方存在过错"这一组合情节所应承载的严厉评价,与司法实践中对此类情形倾向于最大限度保护给付方权益、惩戒不当行为的价值判断高度吻合。

第二个案例则刻画了截然相反的情形,用以检验模型对不支持返还立场的刻画能力:双方共同生活约一年半,男方支付彩礼27万元,婚姻期间女方生育一子,但感情因男方的长期冷暴力而破裂,当地存在"既已生育便不需退彩礼"的牢固习俗。模型评分如下:彩礼数额(超1.5倍,+30分)、共同生活时间(1-2年,+20分)、孕育情况(生育子女,-100分)、双方过错(以男方为主,-50分)、当地习俗(不支持返还,-100分)。加权后综合得分仅为-55.0分,映射出的返还比例低至约8.82%。这一极低的百分比充分彰显了模型赋予"生育子女"这一事实的压倒性权重。尽管彩礼数额偏高且共同生活未满两年,但"已实现生育目的"与"男方过错"及"地方习俗"共同构筑了强大的返还阻却事由,使得模型输出强烈倾向于保护已形成的家庭核心关系及处于过错相对方地位的妇女权益,此结果深刻体现了法律在利益衡平中对实质婚姻贡献及弱者保护原则的倾斜。

第三个案例设计了一个各方因素相互抵消、更具权衡色彩的中间状态:双方共同生活十个月,男方支付彩礼30万元,女方曾怀孕但不幸自然流产,婚姻破裂中双方均有过错且程度相当,当地对此类纠纷无明确倾向性观念。据此,模型给出评分:彩礼数额(超2倍,+60分)、共同生活时间(6-12个月,+40分)、孕育情况(流产,0分)、双方过错(相当,0分)、当地习俗(分化,0分)。根据《民法典》及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彩礼的返还应综合考虑共同生活时间、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因素,以及当地习俗。例如,若双方共同生活时间较短且彩礼数额过高,法院可能会根据彩礼实际使用情况及嫁妆情况,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计算得出综合得分为15.0分,经线性映射后,返还比例恰好为50%。该结果在比较中性的案件中,通过该模型计算后也能得出折中的返还比例。它生动地诠释了司法在处理"有一定共同生活基础、经历了孕育过程但未达生育、责任交织"的复杂案件时,所秉持的折中与衡平智慧。

综上所述,通过三组满足共同生活时间较短且彩礼数额较高的前提、但关键变量取值不同而导致裁判倾向迥异的模拟验证,本模型清晰地展现了其内部参数体系与运算逻辑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它不仅能够在价值指向明确的极端案例中给出立场鲜明的量化建议,更能在因素交织的复杂情境中执行精细的权衡计算,输出符合比例原则的裁判参考。此外,前述方法在人工智能进行辅助裁判中也有很大的作用,可以首先使用人工智能总结过往的案例,将每个案例中前述5个因素的具体情况摘取出来,通过调整前述评分标准进行拟合,使得评分标准与司法实践相吻合。然后在人工智能辅助裁判中,由人工智能分析文本材料后针对各因素逐一打分后计算最终的结果,使得人工智能的输出结果不会偏离司法实践中的裁量范围。

本文作者:刘亚娟,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管委会委员、妇联主席、家族争议解决部主任。